摩擦與衰退 1 國會大廈門前，冷颼颼的雨水不懷好意地抽打著濕漉漉的人群，富蘭克林·D.羅斯福光著腦袋站在淒風冷雨中，宣誓就任美國總統，這是他的第二個任期，事畢，羅斯福開始發表他的就職演說。 這是一篇雄辯有力的演說。以熱情洋溢的措辭描述了國家形勢自1933年以來所取得的改善之後，他問道：“如今我們是否該停下來、面對前面的道路掉頭而去呢？”他的回答當然是“不”。接下來，他用幾句尖銳的話概括了依然留待人們去戰勝的貧困和不幸。“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國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他說，“我在為你們描繪這幅圖景的時候並不絕望。我是滿懷著希望在描繪它，因為國家看到了、並懂得這幅圖景中存在的不公，打算要抹去它。我們決心要讓每一個公民成為他的國家操心和關注的對象，我們決不會把我們邊境之內的任何一個忠實守法的群體看作是多余的。要檢驗我們的進步，不是看我們是否給那些財富太多的人增加更多的財富，而是看我們是否為那些財富太少的人提供足夠的財富。” 羅斯福第二屆任期的就職典禮 在台下的人群中，新政的支持者們試圖在抓住水流如注的雨傘的同時拍手鼓掌——無論如何至少要歡呼喝彩。這正是他們所喜歡的那種好戰的人道主義。然而，人群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是新政的支持者、懷疑者，還是反對者，都在專心致志地傾聽著某種更明確的東西。羅斯福打算如何沿著“前面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呢？特別是，他打算如何對付最高法院？正如羅斯福所看到的那樣，最高法院正擋在那條路的中間。自最高法院粉碎NRA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20個月，在這段時間裡，羅斯福一直在等待時機。1936年的競選期間，他自始至終完全沒有理睬最高法院的問題。如今，有多數人讚成他，他會說什麽呢？ 今天，他已經兩次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來。當他宣誓就職的時候，他並沒有滿足於以一句簡單的“我宣誓”來回答首席大法官休斯，而是將左手放在《聖經》上，右手舉過頭頂，把整篇歷史性的誓詞重複了一遍，特別強調了“憲法”這個詞。在就職演說的開頭部分，他評論道：“1787年的《憲法》並沒有使我們的民主變得無力。”還會有什麽呢？人群在等待著，大雨劈頭蓋臉地抽打著他們。沒有進一步提到最高法院，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 1937年1月20日的瓢潑大雨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幸的預兆。就直接的自然意義而言，它確實是一場不幸的大雨；因為，這場暴雨——它緊接著前面幾場大雨，後面又跟著幾場大雨——不久就導致了俄亥俄河的大洪水。雨水順著從賓夕法尼亞到堪薩斯的上千座山坡滾滾而下，流淌著無數條泥沙俱下的小溪，匯合成滔滔洪流，淹沒了辛辛那提、路易斯維爾以及另外很多城鎮。而在另外的、更寬泛的意義上，那些把這場暴雨視為不祥之兆的人被證明是有道理的。因為，1937年的新年，正是以紛爭和失望為標志的。此時此刻，就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數以千計的靜坐罷工者佔據著通用汽車公司的工廠，這次衝突將被證明是一場廣泛而醜陋的工業戰爭的第一場主要衝突。到這場戰爭漸次消彌的時候，國民經濟不知不覺地滑入了一場新的危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場危機將會讓就職演說中所提出的那些希望化為泡影。至於總統本人，甚至就在此刻——盡管只有他的司法部長，以及大概還有三四個人對正在醞釀的事情略知一二——他就已經構想並詳細起草了一份計劃：要發動一場針對最高法院的戰鬥，這份計劃盡管最後會帶給他一場直接的勝利，但在這期間，也會帶給他一場痛苦的、破壞性的失敗。 2 通用汽車公司是美國最強大的經濟諸侯之一。它雇傭了將近25萬人，每年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工廠和裝配廠裡生產大約200萬輛汽車和卡車——佔美國生產的所有汽車的五分之二以上，大大超過全世界汽車產量的三分之一。它的管理層理論上對30多萬股東負責，但實際上，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大股東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對他們給予任何監管和約束。（這支股東大軍想要的是分紅；當分紅遙不可及的時候，這樣一個巨型公司的無數小股東並不會造反——他們只是賣掉股票。）公司的淨收益盡管在1932年減少到了極點，但到1936年卻增長到了將近2.5億美元——平均每個雇員大約1，000美元。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免於了那種傳統類型的競爭，因為它如今跟福特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共同分享了美國90%的汽車生意，能跟它抗衡的，只有上述兩家巨型公司。通用汽車實際上已經不依賴於華爾街的銀行財團，因為它可以從收入和折舊提留中籌集資金，不僅用於替換、改進和增加它的工廠，而且還在其他的經濟領域從事各種冒險，從事冰箱、飛機引擎、柴油機車的製造，從事比私人投資者更有效率的技術研發。最重要的是，通用汽車的內部管理層——紐約和底特律的少數幾個人——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所行使的權力，大概比任何州政府的權力都要大。 然而，自1935年12月末以來，這位經濟諸侯被一些佔領其關鍵工廠的雇員群體給弄癱瘓了，他們所使用的辦法，只不過是在工位上坐下來，拒絕所有試圖趕走他們的人。汽車生產的流水線在這些致命的地方被堵住了，慢慢停了下來；與此同時，密歇根州的小城弗林特成了某種接近於內戰的現場。 這些工人挑釁的背後，是一個商業管制、勞工叛亂、政府低效的漫長故事。 當新政在1933年允許企業管理者組織起來——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他們也確實組織起來了——的時候，同時也承認了勞工有權組織起來。這一承認並沒有什麽革命性的東西：以前的法律（比如《克萊頓法案》和《諾裡斯-拉瓜地亞法案》）已經包括了類似的規定——盡管法院往往對這些條款大打折扣。但明確的許可（寫入了《全國工業複興法》的7A條款和作為結果的NRA法規中）開始了加入工會的熱潮。 面對這股熱潮，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一些行動遲緩、頑固倔強、思想保守的人，致力於老式的同業公會，嫉妒它們的司法權力——完全束手無策。然而，他們中的少數人突然行動了起來，特別是礦工聯合會那位濃眉大眼的老板約翰·L.劉易斯，他似乎變成了一個煥然一新的人。前些年，劉易斯就以獨斷專橫、到處礙事的方式而著稱，在礦工當中變得很不受歡迎，但如今，他孤注一擲，押上了礦工聯合會金庫裡的最後一個硬幣，要打一場速戰速決的組織戰。他派出了一隊隊的組織者，去告訴礦工們：“法律在我們這邊”，招募了成千上萬的礦工。 約翰·L.劉易斯 不久之後，轉變了的劉易斯成了勞工聯合會內部一個好戰團體的強有力的領導者，這個團體支持產業工會主義——把某個行業中的所有工人集中在一個組織中，不管他們從事何種專門手藝。除了劉易斯之外，這個團體還包括另外一些人，比如國際服裝工人聯合會那位機敏狡猾的首腦西德尼·希爾曼，國際印刷工人聯合會的查爾斯·P.霍華德，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的戴維·杜賓斯基。這些人相信，勞工聯合會的同業公會主義者們總是錯過了動員至今尚未組織工會的大規模產業工人的機會——鋼鐵、汽車、橡膠以及諸如此類的產業——1935年10月9日，他們湊到一起，在勞工聯合會的內部組建了他們自己的一個特殊組織，他們稱之為“產業工會聯合會”（CIO）。裂痕進一步加深了，第二年，即1936年，CIO被宣布開除出了勞工聯合會，成了一個在劉易斯領導之下與之競爭的聯合會——更警惕，更魯莽，能夠更好地承擔迅速的大規模組織活動，完全準備進入政黨政治：它的幾個發展迅速的工會捐獻了將近50萬美元，以幫助羅斯福打敗蘭登。 在此期間，NRA被最高法院扔進了廢紙簍。國會很快通過了一部新的法律——《瓦格納勞資關系法》，以取代7A條款，並明確批準了勞資集體談判，設立了“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以執行這部法律。從一開始，這個委員會就面對著一項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很多雇主依然故我，就好像根本沒有《勞資關系法》這麽回事，他們趕走工會組織者，解雇工會成員，滿懷自信地希望最高法院推翻這部新法律，讓事情回歸原狀。另一些雇主則紛紛成立“公司工會”，盡管其中有一些是為了安撫和調整而設立的真正的代表機構，但其余的工會都是些假工會，受管理層的操縱。工業城鎮裡有一種令人不快的情緒，那些在大蕭條期間承受了劇烈痛苦的人，對雇傭和解雇他們的工業諸侯們失去了所有的尊重，準備等自己一旦填飽了肚子並有一線希望的時候，就馬上製造麻煩。對付處在反叛情緒中的勞工，很多工會毫無經驗，也缺乏訓練，那些敲詐勒索者和冒險家便爭相充當工會組織者，掙點小錢。司法爭訟時常發生，勞工統帥部四分五裂，法律的地位和意義很不確定，政府的態度不斷變化，曖昧不明，很多雇主公然無視法律，彼此衝突的宣傳把問題搞得面目全非，混亂無處不在。怒火更強烈，罷工在增加。 在汽車工人當中，交戰狀態變得尤其火爆。他們抱怨自己的工資太低，堅持認為，盡管他們的時薪比其他大多數行業都要高，但就業卻是間歇性的，年薪很不穩定，而且不能令人滿意。他們抱怨工廠裝配線上殘酷無情的速度。尤其讓他們憤怒的是，公司總是在暗中偵查工會成員，找借口辭退他們，為的是破壞工會運動。據參議院拉福萊特委員會報告的官方摘要說，在1934年1月1日～1936年7月31日這兩年半多的時間裡，僅通用汽車公司一家“就支付了994，855.68美元給各偵探事務所，購買它們提供的偵探服務”。工會領袖被跟蹤，工會內部有臥底，裝配線上的人誰也不知道，如果在跟同事談話中偶然提到工會的話，廠方是否會以乾活低效為由把自己解雇。 這些人組建了一個產業工會——汽車工人聯合會。1936年，它被置於CIO的卵翼之下，打這以後便迅速發展。1936年12月，它的新任領導人、乾勁十足的前部長霍默·馬丁試圖安排一次與通用汽車副總裁威廉·S.努森之間的會晤，不料卻被告知，勞工問題應該跟各個工廠的領導人協商。這個龐大的通用汽車王國，在很多方面都整合得如此完美，卻不願意把勞工政策當作一個需要整合的問題來處理。各個工廠的經理們都不願意談判。於是紛爭沸騰。 汽車工人靜坐罷工 約翰·L.劉易斯當時不想在通用汽車搞罷工。他正忙於把其他行業——尤其是鋼鐵產業——組織起來，一時騰不出手。現在舉行汽車工人罷工可能會毀掉處在嬰兒期的CIO。此外，通用汽車公司並非不受一般公眾的歡迎，人們喜歡它的汽車，並認為它支付的工資已經夠高的了。但這場反叛已經箭在弦上，抑製不住了。 在一家接一家的工廠裡，工人們突然一屁股坐了下來——在克裡夫蘭的費希博德廠，在弗林特的費希博德一廠和費希博德二廠，在底特律的弗利特伍德廠和卡迪拉克廠，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們在每家工廠裡留下足夠多的人，把它當作要塞盤踞在那裡，與此同時，這些人無所事事，玩撲克牌，在門口和窗前站崗放哨，食物從廠外的工會廚房給他們送進來。就這樣開始了一場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工業衝突。 靜坐罷工並不是什麽新奇現象。它可以追溯到1933年，當時明尼蘇達州奧斯汀市荷美爾包裝公司的雇員們短暫卻成功地嘗試過這種辦法。1934年，歐洲有過幾次靜坐罷工，這種辦法在法國頻繁地被大規模采用，在美國，尤其是在阿克倫城，在有限程度上被使用過。但通用汽車罷工第一次強有力地吸引了廣大美國公眾的關注，全國各地的人們一邊閱讀著來自弗林特的消息，一邊帶著憤慨、狂熱和困惑（依據他們各自的偏好）嘁嘁喳喳地談論著。 很明顯，靜坐示威是非法的。自由主義觀察家們可能會指出，傳統的所有權觀念似乎不完全適用於一家這樣的巨型公司，它的所有權不屬於管理層，而屬於30多萬股東，他們跟公司的關系，很少像日常生活與之緊密相聯的工人們那麽密切；但人們尚未構想出新的法律觀念適用於這樣一個產業王國。無論如何，弗林特的那些憤怒的人們並不操心法律問題。他們發現，靜坐罷工讓他們擁有了新的戰略優勢。這不僅使他們能夠佔據並控制公司的生產機器，也讓他們遠離了通常的訴諸暴力的誘惑，而這樣的暴力會使一般公眾疏遠他們。從他們坐下來的那一刻起，他們就處於防守態勢，進攻的誘惑取決於資方。在大工廠的高牆背後，他們只能坐下來等待，與此同時，密歇根州州長墨菲和勞工部長弗朗西斯·帕金斯不知疲倦地試圖奉勸通用汽車的管理層坐到談判桌旁，與汽車工人聯合會展開談判。 1月11日，資方采取了攻勢。它關掉了一家被包圍的工廠（費希博德二廠）的暖氣，警察聚集了起來，以阻止從外面送入食品。工會領導人派了一輛廣播車去現場，一位組織者用擴音器給他們打氣，衝破警察的防線把食物送給裡面的戰友。幾個小時之後，警察衝向了工廠，在一場難分難解的酣戰中被擊退了，戰鬥中使用的武器包括大號鉛彈和催淚瓦斯（警察一方），以及門合頁、鐵管和汽水瓶（罷工者一方）。靜坐示威者們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國民警衛隊被調來了，但墨菲州長——只要能夠阻止進一步的暴力，他願意不強製使用法律手段——禁止軍隊進攻。靜坐示威者們依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警察用催淚瓦斯驅趕示威者 資方轉向法院尋求幫助，獲得了一紙命令：罷工者必須撤離工廠——當發布這一命令的法官被揭露出是通用公司的大股東的時候，這份命令便喪失了它的道德效力。資方再一次從另一位法官那裡得到了一份撤離令，這份命令威脅罷工者：如果到2月3日下午3點鍾的時候他們還不撤出的話，就把他們關進大牢，並處以高達1，500萬美元罰金。人們眼下情緒高漲，絲毫也沒有打算撤走的意思。隨著那個寒冷冬日下午3點的逐漸臨近，成千上萬來自底特律、托萊多和阿克倫的CIO成員和他們的同情者聚集到了大街上，手裡拿著大棒、燒火棍和撬杠，與此同時，國民警衛隊的士兵們都陰沉著臉在等待前進的命令，你能看到，一場悲劇性的戰鬥正在迫近，它所留下的傷痕，歷經數代人恐怕也難以彌合。 但沒有發生戰鬥。相反，在費希博德一廠外面結冰的草坪上，人們跳起了歡快喧鬧的方塊舞。因為在最後的時刻，墨菲州長拍來電報，他已經說服了努森進行協商，並告訴縣治安官不要采取行動。在經過一周令人憂心忡忡的談判之後，州長宣布，已經達成了一項解決辦法。通用汽車公司承認汽車工人聯合會是它的17家工廠裡唯一的勞資談判代表機構，將就雇傭合同問題與公司展開談判。 罷工結束了——這場罷工前後持續了44天，直接卷入了44，000名工人，間接卷入110，000人，讓14個州的60家工廠陷入癱瘓。墨菲州長以最小的流血，成功地解決了這場糾紛——以犧牲法律的威信為代價。CIO贏得了一場巨大的勝利：參與通用汽車王國管理的機會。 在這場令人興奮的勝利之後，全國各地的工人都感染上了靜坐狂熱，在工廠、廉價商店、飯館及各種工作場所停下手裡的工作，直到美國的靜坐罷工者在1936年9月～1937年5月這段時間裡達到了將近50萬。支持和反對CIO的黨派之爭達到了沸點。約翰·L.劉易斯成了當紅的要人，像一個隱約出現的1940年的總統候選人那樣一本正經地高談闊論——在保守派眼裡是一個正在發展的不祥的獨裁者，在自由主義者眼裡是一個完美的英雄。所有這一切，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3 下一次鬥爭會出現在哪兒呢？在美國鋼鐵公司麽？ 這正是人們互相打聽的問題。但他們應該會大吃一驚。因為CIO與美國鋼鐵公司的大戲已經進行到了很遠——完全是秘密進行的。 1937年1月9日，星期六——當通用汽車罷工依然如火如荼的時候——約翰·L.劉易斯在華盛頓的五月花酒店與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格菲共進午餐，此時，美國鋼鐵公司那位派頭尊貴的董事長邁倫·C.泰勒和夫人一起走進了餐廳。泰勒側著身子經過他們的桌旁的時候，他朝參議員和這位大塊頭的勞工領袖點了點頭。片刻之後，他又回來了，跟他們短暫地聊了一會。劉易斯和格菲參議員吃完飯之後，參議員離開了，劉易斯走到泰勒的桌子旁邊，跟他們在一起待了大約20分鍾，期間的交談看上去似乎非常親切。整個餐廳的其他客人都興奮地看著眼前的這一幕：CIO的領導人與美國最有名的公司的領導人晤談甚歡。要是他們能猜測到談話的細節，他們肯定會更加吃驚：在談話中，勞工領袖說，他很希望能跟泰勒先生再有一次更加從容不迫的談話，泰勒建議，他們不妨第二天——星期天——在五月花酒店他的套房裡進行商談。當劉易斯第二天抵達五月花酒店、抬腿走進電梯的時候，在患有新聞饑渴症的華盛頓的這家酒店大堂裡，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要去哪裡。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商談，其中大多數是在紐約市泰勒的家中——還是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些商談的結果，是一份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根據這一協議，美國鋼鐵公司承認“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CIO的一個成員單位），並與之簽訂合同。泰勒把這份協議提交給了CIO那幫目瞪口呆的理事們，並贏得了他們的一致讚成。3月1日星期一，美國鋼鐵公司與CIO簽署協議的消息透露出去了。 一位工會組織者在電話裡對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的菲利普·默裡說：“剛剛有一位鋼鐵工人走了進來，說他從收音機裡聽說美國鋼鐵公司在跟CIO開會，我對他說：你小子瘋了吧。並一腳把他踢出了辦公室。”當美國鋼鐵公司的總裁歐文打電話給一家較小鋼鐵公司的總裁並告訴他這個消息的時候，對方叫了起來：“鬼才相信你！”30年代，在斯大林與希特勒於1939年達成和解之前，最令人吃驚的和解莫過於這一次了。僅僅在去年夏天，作為整體的鋼鐵產業還在公開反對CIO。美國鋼鐵公司在歷史上以組織化勞工的死對頭而著稱。在通用汽車罷工期間，CIO對公司財產的態度把最保守的實業家們氣得幾乎要發瘋。然而，這一回正是美國鋼鐵公司與CIO握手言歡——憤怒的實業家們吼道，這是舉白旗投降——甚至連一場鬥爭都用不著！支持勞工事業的人喊道，這個消息太好了，好得讓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可以肯定，其中必有圈套。但並沒有圈套。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長只不過是認識到了：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已經招募了很多的工人——甚至從公司自己的工會中招募——足以導致一場非常可怕的罷工；而這樣一場罷工將讓公司損失金錢，因為外國為軍火生產而購買鋼鐵的訂單正急劇增加；它還會讓公司失去人們的善意，因為美國鋼鐵過去的勞工記錄很糟糕；而且，安撫之道才是審慎之道。 共和鋼鐵公司罷工衝突 那麽，整個鋼鐵產業是否就會太平無事了呢？當然不會。“小鋼鐵”——伯利恆鋼鐵公司、共和鋼鐵公司、全國鋼鐵公司、內陸鋼鐵公司和揚斯敦鋼鐵公司——拒絕跟CIO簽署合同。那年春天，一場罷工被召集起來了，因為群情激昂的造反工人根本沒法阻止；公司以他們能夠支配的各種武器來抗擊這場罷工。“忠誠的工人”受到了防暴槍和催淚彈的保護。這些“忠誠的工人”在公司的廠內進餐，補給品通過飛機和郵包送來。“回去工作”運動被組織了起來，並被廣為宣揚。地方警察和公司代表驅散示威的隊伍（南芝加哥的一群示威者被人追趕，在奔跑的時候有人被槍擊中，掉隊的人當中，有4人被殺，6人受致命傷，90人受傷，其中30個人被槍所傷）。在罷工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有循循善誘的宣傳活動在干擾，把鋼鐵公司描繪為捍衛“工作的權利”，保護想去工作的人免受那些被CIO派入心滿意足的社群當中的“外來煽動者”的“脅迫、強製和暴力”。共和鋼鐵公司的首腦和這場衝突中的資方領袖湯姆·M.格德勒說：“我不會跟一個像CIO這樣不負責任的、敲詐勒索的、崇尚暴力的、共產主義的團體訂立什麽合同，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成文的，除非他們通過一部要我這樣做的法律，否則我不打算這樣做。” 罷工被粉碎了，CIO被打敗了。 靜坐流行病和罷工流行病已經普遍在消退，這讓大多數普通公眾稍稍松了一口氣，他們已經開始惡心並厭倦閱讀關於騷亂、破壞罷工的歹徒和新的勞工小集團在達成解決辦法之後又發動新的罷工的消息；惡心並厭倦示威隊伍、義務警員以及所有工業摩擦的喧囂。不久之後，由於1937～1938年的經濟衰退的日益臨近，無處不在的紛爭幾乎是自動緩和下去了。 4 就在1937年春夏，美國幾乎被圍繞CIO的爭論給弄得四分五裂的那幾個月裡，它還被另外一場重大衝突所撕裂。因為，在2月5日那一天——此時，羅斯福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幾乎還沒有過完兩個禮拜，俄亥俄河漸次退去的洪水把斷壁殘垣和淤泥留在了路易斯維爾和辛辛那提的大街上，墨菲州長開始為解決通用汽車罷工而跟努森和劉易斯展開談判——總統幾乎是漫不經心地把他的自由化最高法院的計劃扔到了國會的面前。 沒有一個總統不曾被這樣一種巨大的信心給弄得飄飄然：國會和人民中的大多數都會心甘情願地追隨他，無論他會把他們帶向何方；沒有一個總統不是生來就大膽而衝動，他們總是把賭注押在一項未經初步試探民意的計劃上。將近兩年來，羅斯福一直很謹慎，這表明，他知道最高法院的問題中埋著炸藥。但如今，他輕松愉快地踩了上去，幾乎是一手引爆了這包炸藥。 2月4日下午，總統要求眾議院議長、參眾兩院民主黨領袖和兩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第二天上午去白宮跟內閣一起開會；5日上午，這些先生們聚集在白宮的內閣會議室裡，總統簡短地向他們解釋了自己的新議案，並用一句話把他們打發了：中午的時候，他將有一個記者招待會要出席，還要向國會發表谘文，加上這份議案的起草。根據現有的最可靠的證據，會議室裡除了司法部長霍默·卡明斯之外，沒有一個人預先知道這一議案，是卡明斯在跟總統磋商之後起草了它。對內閣中其他所有成員來說，對參眾兩院的民主黨領袖來說，它來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用當時流行的行話來說，總統不是在詢問他們，他是在通知他們。 似乎是在1936年12月的某個時候，卡明斯記得他曾經在司法部的檔案材料中找到了一份起草於1913年的文件，是當時的司法部長麥克雷諾茲起草的，而麥克雷諾茲後來成了最高法院中最激烈地反對新政的大法官。這份文件建議：為聯邦司法系統每一位年齡達到70歲而又未能退休（在至少服務10年之後）的法官所任職的崗位任命一位新法官，從而給聯邦司法系統注入更年輕的新鮮血液。卡明斯帶著他的發現去了白宮，向羅斯福建議：這個辦法如今可以應用於聯邦司法系統——包括最高法院。這樣一來，最高法院就可以被擴大到15位成員，羅斯福將會選擇那些不會破壞進步立法的人作為新成員的候選人，而憲法修正案也就沒有必要了。整件事情將僅僅作為一項計劃的組成部分去運作，這項計劃純粹是為了提供一個更龐大、更警覺的司法系統。 卡明斯還建議了另外一些方法，也能滿足當前的形勢，但羅斯福立即喜歡上了這個方法，這種喜歡並沒有因為下面這個事實而稍減：其中有對麥克雷諾茲大法官的隱隱嘲諷。“就是它了，霍默！”總統叫道。卡明斯立即著手幹了起來。 最高法院的“九老”，中間為首席大法官休斯 進展很順利，很明顯，在1月之前，除了司法部副部長斯坦利·裡德（大概還有司法部的一兩個下級官員）之外，沒有讓任何其他人與聞這一秘密。接下來——據約瑟夫·奧爾索普和特納·卡特利奇說——計劃被拿給羅斯曼法官和唐納德·裡奇伯格看；不久之後，它又被拿給托馬斯·科克蘭（大概還有兩三個總統最親密的顧問）看了。（科克蘭不喜歡這份計劃，因為政府政策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竟然用這樣一種間接的辦法來處理；他一直在埋頭工作，起草另一份完全不同的計劃。）內閣和國會領袖中的其余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則完全被蒙在鼓裡。總統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自作主張，這個中後衛的角色發出了最大膽的向前傳球的信號。 有一點馬上變得很明顯，本隊當中並非所有的選手都喜歡為這樣一種打法而掩護阻擋。正如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哈頓·薩姆納在走出白宮的會議室之後對同僚們冷冰冰地評論的那樣：“夥計們，這兒就是我要把籌碼兌換成現錢的地方了。”打那以後，他就站在了反對的立場上。盡管那天中午發表的總統谘文看上去清白到了極致——谘文認為：“聯邦司法系統的人員足以應對擺在他們面前的事務。”谘文還說到了法官們“在很多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年齡所具有的身體和心理能力的情況下”繼續待在自己的位子上的趨勢，並認為“持續而系統地增加年輕血液，將會賦予法院以鮮活的生命力，讓他們能夠更好地根據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的需要和事實，認識並應用司法正義的本質觀念”——但原先一直很順從的國會卻立即開始顯示出零星分散，但不斷增長的反叛情緒。也沒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壓倒性的讚成呼聲，而這樣的讚成將會為該計劃贏得勝利鋪平道路。 原因是，選民當中三個少數派群體聯合起來反對這一計劃。首先，有一個龐大的反新政群體，他們時刻準備猛地撲向羅斯福的任何措施。其次，有一些這樣的人，無論他們對1937年的最高法院的看法有多麽負面，但對干涉作為一種制度的最高法院，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情感偏見。第三，還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倒是不在乎看到最高法院被干涉，但認為羅斯福的計劃太不真誠，很反感把一個嚴肅的政府問題當作純粹像動脈硬化那樣的問題來處理。甚至在一開始，這三個群體湊在一起就形成了多數，後來的一連串事件使他們更加壯大。 參議院裡一幫老謀深算的共和黨戰略家設法說服了前總統胡佛及國會之外的其他共和黨領導人，暫時壓製住他們的抗議，他們深知，如果讓最高法院改組計劃帶上黨派問題的色彩，民主黨人就會團結起來。這些共和黨戰略家很高興讓參議員伯頓·惠勒（一個民主黨人）充當反對派領袖。接下來，首席大法官休斯被說服給惠勒參議員寫了一封信，解釋說，最高法院一直在努力跟上它的案件日程表，以此回擊關於“九老”完不成任務的暗示。所有反對當中，最有效的反對是，最高法院本身非常審慎。 任何人，倘若想當然地認為最高法院裡那幫身著黑袍的紳士們都不是很有人情味——最高法院審案過程是非個人的和非政治的，他們是法律文本和憲法文本威嚴神聖的化身——那麽，他在1937年3月和4月就應該會大吃一驚。認識到一連串的對自由主義法律的否決肯定會強化羅斯福的進攻，最高法院突然變得像乳鴿一樣溫順。它確認了《鐵路勞工法案》和新版本的《農場抵押貸款延期償付法案》。它撤銷了自己對婦女兒童最低工資的否決，推翻了那份曾經讓蘭登州長（當時距離他獲得提名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寸步難行的裁決。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以5比4的票數確認了《瓦格納勞資關系法》，羅伯茨大法官不聲不響地由死硬派轉變成了自由派，並因此讓那些原本興高采烈地指望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被解散的實業家們驚慌失措。不久之後，最高法院確認了《社會保障法》。高潮出現在范德萬特大法官辭職的時候，這樣就讓羅斯福有機會任命他所選擇的第一位大法官——據認為，這樣一來，就把通常是反新政勢力佔微弱多數轉變成了自由派佔微弱多數。 所有這些舉動都削弱了國會中的羅斯福派。“你已經趕上了火車，還跑個什麽勁兒呢？”伯恩斯在聽到范德萬特辭職的消息之後這樣評論道。在這場戰鬥之初，總統通過收音機發表了一篇圍繞這一議案的雄辯有力的“爐邊談話”，但並沒有滾動公眾輿論的雪球；《財富》雜志在這年春天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投票者明確支持這一計劃。但是，總統不會考慮妥協。國會裡的戰鬥打得更苦。直到6月3日，總統才撤退。就在那一天，總統約見了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約瑟夫·T.魯賓遜（他眼下處於極度的困窘中，他很早就得到過允諾：在最高法院給他一個席位，如今范德萬特的職位空出來了，而關於誰來填補這個職位卻沒有任何動靜），並同意讓魯賓遜設計出一個妥協方案。可到這時候，國會裡的小集團已經變得如此怒氣難平，以至於就連一項妥協也很難達成。 約瑟夫·T.魯賓遜 魯賓遜瘋狂地、拚命地、竭盡全力地勞作著，時間一周接一周地過去，6月走了，7月來了，華盛頓悶熱的天氣變得更加陰沉，參議員們的脾氣變得更加火爆——直到最後，他已經耗盡了他那一把老力氣。7月14日早晨，參議員的女仆發現他沒有出來吃早餐，頓時慌張起來。她去查看他的臥室和浴室，沒有看到他，於是便去找電梯工，問他是否看見參議員出去。他沒有外出。驚慌失措的女仆與電梯工一起回到了房間。他們發現，參議員四仰八叉地死在了臥室的地板上——從門口看不見——攤開的手裡擱著一份國會記錄。羅斯福最強有力的參議院投票搜集者在這場戰鬥中倒下了。 8天之後，當總統的例行休假結束的時候，洛根參議員起身上前，向司法委員會再次提交了最高法院議案，以便該委員會能夠以一項隻規定了聯邦司法系統中的某些變革而沒有觸及最高法院的議案取而代之。 “是不是沒有涉及最高法院？”加利福尼亞州的約翰遜參議員問道。 “沒涉及最高法院。”洛根參議員答道。 “謝天謝地！”約翰遜叫了起來。 於是，重新提交的議案被通過了：70票讚成，21票反對。最高法院議案被明確擊敗。 總統依然沒有采取行動，來填補范德萬特大法官的席位。8月12日，他這樣做了——又一次讓人們大吃一驚。因為，在他派人送交給參議院的提名表上，他親筆填上了阿拉巴馬州雨果·L.布萊克的名字——此人是一位堅持不懈地熱衷於新政的自由派參議員。布萊克的法律從業經歷非常有限，以至於法律行業的領袖們對他被提名感到義憤填膺，但羅斯福蠻有把握這一提名能獲得通過，因為布萊克是一位參議員，他的同僚們想必不會跟他作對。他是對的：參議院批準了提名。然而，很多原本已經被最高法院改組計劃的戰鬥給激怒的參議員更加怒火中燒；不出幾周的時間，一場新的風暴爆發了。《匹茲堡郵報》（Pittsburgh Post Gazette）拿出了看上去很可靠的文獻證據，證明在許多年前，當時三K黨在阿拉巴馬州還很強大，布萊克曾加入過該黨。最高法院的一位成員，美國公民自由的守護者，居然曾經是這樣一個組織的成員，其本行業務就是要助長種族和宗教的不寬容！抗議的呼聲十分強烈。布萊克大法官去了英國，幾乎被新聞記者們給包圍在那裡，他拒絕回答問題，始終一言不發。直到10月1日，當他回到美國的時候，他才打破沉默。那天早晨，布萊克在他的朋友小克勞德·E.漢密爾頓家的客廳裡，通過廣播發表了一篇講話；數百萬美國人聽到他以溫和的南方口音承認，“在大約15年前”，他確實加入過三K黨，但他“後來退出了”，並“再也沒有重新加入過”，而且，“無論何時何地，他對任何妄稱非美國式的勢力、在最輕微程度上干涉完全宗教自由的組織都沒有絲毫的同情”。在他的這篇講話中，這位新任大法官對公民自由的關注表現得如此明顯，以至於從此之後，抗議其任命的風暴便逐漸偃旗息鼓了。 羅斯福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雨果·L.布萊克 不久之後，布萊克便在大法官的席位上正式坐了下來，而且，在政治上，他所坐的位置，甚至比現已就座的自由派大法官們更靠左邊。如今，最高法院裡的自由派大法官明顯佔多數——後來，這個多數派又進一步得到了增援：薩瑟蘭和布蘭代斯退休，卡多佐去世，司法部副部長裡德、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和總統長期以來的幕後顧問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填補了他們空出的席位。最高法院善意看待聯邦權力擴張的新傾向，如今成了一個固定不變的趨勢。 那麽，羅斯福在這一仗中真的敗下陣來了嗎？在某種意義上他贏了：最高法院不再擋他的道了。說到政治上的靈活性，莫過於他在1939年聲稱的：他已經實現了他的最終目標，盡管他為實現這一目標所制定的計劃失敗了。然而，在另外的意義上他輸了。國會裡很多迄今為止一直很樂意成全他的議員們，因為施加給他們的壓力（迫使他們投票通過一項像最高法院改組計劃那樣扔給他們的議案）而痛苦不堪，而懷恨在心；還有一些參議員對布萊克事件深感氣憤，覺得他們莫名其妙地被欺騙，而批準了一項讓他們在國內身陷困境的任命。一年之後，當羅斯福試圖挫敗那些曾投票反對最高法院改組計劃的參議員們所提出的各種議案的時候，這些傷口便進一步發炎。一個總統，獎賞忠誠的支持者，淘汰不忠誠的人，這樣的做法毫無新意可言——盡管羅斯福在1938年發起的攻勢（反對派媒體給它安上了“清洗”這樣一個侮辱性的措辭）罕見地大膽而廣泛——但是，要拿對最高法院改組計劃的投票來檢驗是否忠誠則未免讓人惱怒。進攻失敗了。在國會內的友誼上，在國會內外的聲望上，總統都遭受了損失。在這個意義上，對羅斯福來說，針對最高法院的戰鬥是一次代價慘重的失敗。 5 有時候，歷史學家希望自己能同時寫幾個故事（大概以並排幾欄的方式呈現給讀者），而且，人類的大腦被構造得能夠同時閱讀所有這些故事而不至於暈頭轉向，因此對數不清的沿著時間的河床並排流淌的事件流有一個更加栩栩如生的感覺。1937年春夏期間美國生活的編年史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造反勞工的大戲和羅斯福對決最高法院的大戲同時上演，所有其他的騷亂和刺激都在把我們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的舞台上，其他的潮流與這些奔騰咆哮的變革激流並排流淌。如何能讓人感覺到事件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同時又不用沒完沒了地打斷本該是有序而連續的敘述呢（如果有任何人能閱讀它的話）？ 德國飛船“興登堡”號失事 正是在1937年5月6日那個大雨滂沱的傍晚——當時，CIO正準備舉行“小鋼鐵”企業的罷工，政府的代表正連哄帶勸要國會議員們投票支持最高法院改組計劃——德國的大飛船“興登堡”號小心地飛向雷克赫斯特的系泊杆，以完成它1937年的第一次跨大西洋飛行，突然變成了一只在薄暮中熊熊燃燒的火把，從美國人的收音機裡源源不斷傾瀉而出的愉快瑣事，被關於新澤西平原上的這場慘劇的斷斷續續的報道所打斷。曾幾何時，人們滿懷希望地在帝國大廈的樓頂上建起了一根停泊飛船的系泊杆；後來，當“興登堡”號在1936年一次又一次安全地飛越大西洋的時候，這一希望空前高漲；如今，希望跌入了谷底。跨大西洋輕航空器運輸的未來，如今看上去確實一片黑暗。不出幾周的時間，仿佛是要強調對比似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飛剪”和帝國航空公司的水上飛機，為準備定期客運服務的正式開業，在英國和美國之間做了一次勘測飛行。 也是在1937年的這幾個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軍隊包圍了馬德裡，“不干涉主義”的滑稽劇允許墨索裡尼對他施以援手，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對著佛朗哥吃午餐”（埃爾默·戴維斯語），美國的天主教徒堅持認為，佛朗哥的進攻是對焚燒教堂、殺死牧師的共產主義流寇的神聖討伐。 在仲夏，（正當最高法院改組計劃在參議院眼看著就要被擊敗的時候）日本人開始了對中國的系統進攻，因此把一場新的重大入侵添加到了越來越長的國際侵略的清單上。很快，日本人的炸彈便落到了上海，美國人一時間拿不定主意，美國到底是該選擇丟掉它在中國的所有傳統特權——多半還要丟掉石油商人和傳教士們的性命——還是該選擇跟日本開戰。如果一顆瞎了眼的炸彈誤炸了雅內爾將軍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旗艦的話，又會發生什麽事情呢？美國婦女該不該為了受苦受難的中國穿上針織棉線襪子呢？ 1937年的春夏兩季所充分展示的圖景，無一不是難以計數的各種場景的蒙太奇。你會看到：沃爾特·魯瑟和理查德·弗蘭肯斯廷（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兩位官員）被“忠誠雇員”們毆打，然後被從裡弗魯日的福特工廠旁邊一座過街天橋上給扔了下來，落在混凝土地面上，根據旁觀者的證詞，這些“忠誠雇員”是福特“服務”組織所雇傭的暴徒。（“美國的體制”就是這樣被捍衛的）你會看到：美國人的客廳裡胡亂堆滿了參考書，公共圖書館的管理員們被“老金難題競猜”的那些瘋狂的參賽者給弄得煩不勝煩。 你會看到：利昂·亨德森（WPA的那位魁梧結實的經濟顧問）為物價的上升趨勢而憂心忡忡，並把他對商業崩潰的擔心傳染給了財政部長摩根索，而摩根索反過來又把這種擔心傳染給了總統；於是，總統發出警告，大意是，某些商品——尤其是銅——的價格太高了。（亨德森是對的：麻煩正在到來，這樣的聲明根本避免不了麻煩。） 你會看到：美國人趴在他們的報紙上，貪婪地閱讀去年12月閃亮登場的那個王室浪漫故事的另一個系列連載：1937年5月3日，辛普森夫人的離婚被宣布是無條件的；與此同時，也是在這個月，公爵的兄弟喬治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加冕為國王，儀式排場，典禮豪華。“是的，我把鬧鍾定在了早晨5點，收聽了整個加冕典禮，當國王和王后乘坐金馬車經過的時候，我聽到了人群在歡呼。”“沃利斯沒當成王后，但嫁妝還是不錯的。” 在1937年春夏兩季，美國生活的蒙太奇還包括沒完沒了的其他圖景：塵土盆地的乾旱災民們爬進他們的老爺車，去加利福尼亞尋找一個更新的世界；喬·路易斯在芝加哥擊敗了吉姆·布拉多克，成了重量級世界冠軍（盡管要再過一年他才會擊敗馬克斯·施梅林）；埃德加·伯根突然在全國流行起來，他和他的木偶查理·麥卡錫在1937年5月成了廣播劇《蔡斯與桑伯恩》（Chase and Sanborn）中的人物，並在不久之後成為最流行的廣播節目。（在他於1936年11月11日出現在紐約的“彩虹廳”之前，伯根一直幾乎不為人知。他在那裡引起了如此大的轟動，以至於在12月17日他就走進了廣播電台。不出幾個月的時間，他就成了一位舉國皆知的名人。除了娛樂領域之外，美國生活中還有任何領域能如此迅速地一舉成名麽？） 這部蒙太奇會讓你看到：艾米莉亞·埃爾哈特·帕特南駕駛飛機從新幾內亞飛往豪蘭島，人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盡管海軍在太平洋的滾滾波濤中苦苦地搜尋了很長時間；來到紐約的遊客匆匆瀏覽著戲劇廣告，試著拿定主意，到底是去看《死不帶去》（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鼠兄弟》（Brother Rat）、《客房服務》（Room Service），還是去看《理查二世》（King RichardⅡ）中的莫裡斯·埃文斯；一輛私人汽車從奧蒙德海灘出發向北行駛，車上裝著約翰·D.洛克菲勒的遺體，他享年97歲；黑乎乎的電影院裡，男男女女跟隨弗蘭克·卡普拉拍攝的《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的羅納德·考爾曼一起去探訪香格裡拉的和平花園，或者傾聽詹妮特·麥克唐納和納爾遜·埃迪的《五月戀曲》（Maytime）；明亮的廣告牌（戶外廣告公司為全國製造商協會反對工會勢力的戰鬥而捐獻的）閃爍著快樂工人的圖片，被冠以“美國人的方式”的標題；卡羅萊納的學生們設計出了“大蘋果”舞步，這是一種改進版的方塊舞，不久之後將會為數十萬身手敏捷的同時代人打破狐步舞的單調乏味。 這部蒙太奇還會讓你看到：美國的女人都戴著那些樣子最古怪的尖頂帽子和透孔帽子，它們在女性的腦袋上盤踞了好多年。1937年8月14日星期六中午，當股票市場的報價機停下來的時候，你會看到，經紀人們在激烈地爭論，121美元的美國鋼鐵和118.625美元的克萊斯勒是否依然會吸引人們購買，或者爭論暫時不冒險是不是個明智的主意。 不冒險顯然是個明智的主意。因為，1937～1938年間的大衰退已經近在眼前。 6 當它到來的時候，它來得很快——顯然出乎人們的意料。 臨近1937年8月底的時候，股市出現了拋售，經濟顯示出了放慢的跡象。勞動節之後，衰退變得更加明顯。股票跌得很快、很深。10月19日上午，股市似乎接近於崩盤，支撐的幾支股票明顯是杯水車薪，來自全國各地的拋售指令洶湧而至；股票報價機比交易落後25分鍾，當閉市的鑼聲終於敲響的時候，交易總量達到了7，290，000股——這是自1933年夏新政蜜月牛市崩潰以來的最大交易量。1937年的整個夏天，下跌一直在繼續。僅僅因為下面這個事實：8月之前的投機一直是適度的、保證金足夠的，再加上證券交易委員會始終在盯著，以防止操縱，才保證價值的滅失沒有造成交易之外的災難性後果。與此同時，經濟在穩定而迅速地運行著。直到1938年3月底，股市才觸底反彈；直到5月，整體的經濟才觸底反彈。即使在1929～1932年的崩潰期間，工業指數也不曾以這樣令人恐怖的速度下降過。 不妨先看看幾支主要股票的價格在短短的7個半月的時間裡發生了什麽變化： 然後再看看我們熟悉的一般經濟狀況指標——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工業生產調整指數——發生了什麽變化。（你是否還記得它曾經歷過的升降沉浮？是否還記得它1929年的125點之高，1932年的58點之低，以及1933年銀行恐慌那個月的59點，新政蜜月猛升至100點，蜜月結束時下降至72點，以及打那之後的蹣跚上升？）在1936年底，這一指數觸頂達到121點，看上去明顯大有希望。遲至1937年8月末，它依然高達117點。接下來，它掉頭向下，一個月接一個月持續走低，直至1938年5月，它下降到了76點。短短9個月的時間裡，把新政苦苦攀升的那幾年所收復的失地丟掉了將近三分之二。 發生了什麽事？在1936年末和1937年初，出現了商品價格的急劇上升——其中有些商品的價格是緊隨著CIO進攻期間工資的上漲而上升，有些是受到來自歐洲的武器訂單的影響，其中很多被商人當中這樣一種總體印象所強化：“通貨膨脹”可能即將到來，你最好是在它來之前趁早買東西。銅的價格——你應該還記得，這個問題尤其讓總統擔心——在5個月的時間裡從每磅10美分躍升到了16美分。商業公司囤積了大批的存貨。到了該把這些商品以零售的方式賣給消費者的時候，能夠吸收它們的購買力卻沒了蹤影。 因為新投資依然滯後；更糟糕的是，政府的花錢大戰——它保持了向經濟體系不斷注入新錢——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在1937年夏季，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說服總統，做出了一次真正的努力，以平衡預算；盡管它看上去似乎尚未完全平衡，然而，如果你考慮到正在征收的社會保障稅（它並未記入預算中的收入欄，而是單獨設立另外的帳目）的話，政府實際上暫時收入大於支出。 結果是：堆積在貨架上的商品流通得很慢。商人們慌張起來，並開始削減生產。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有200萬人丟掉了飯碗——全都變得更沒有能力購買那些待價而沽的商品了。驚慌在增長，因為人們清清楚楚地記得一場蕭條是怎麽回事，並下定決心，這一回再也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希望了。通縮的螺旋式上升以更快的速度運行著。就這樣，在那片表面上看來晴朗無雲的天空——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上沒有太大的投機繁榮，沒有信用膨脹，沒有製造資本貨物能力的擴張——之外，1937～1938年間的大衰退出現了。 它帶來了它的諷刺。剛好就在通用汽車靜坐大罷工開始一年之後，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宣布：大約30，000名生產工人被立即解雇，留下來的人將被減少到每周工作三天。如今，CIO獲得了什麽獎賞呢？（如果你去拜訪一位通用汽車的銷售商，看看他手裡積壓的舊汽車，你就會認識到，公司為什麽要停止過量供應市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價崩潰，提供了另一個諷刺。8年前，當股價翻著跟頭往下掉的時候，理查德·惠特尼走進了證券交易所的一樓大廳，報出205美元的價格購買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希望以此阻止恐慌；如今，負債累累的理查德·惠特尼正盜用信托基金，瘋狂地掙扎著試圖把自己從破產中拯救出來。1938年3月8日星期二，正當這一天的交易開始的時候，證券交易所的主席蓋伊邁步登上了講壇，隨著讓經紀人們停止行動的鑼聲敲響，蓋伊宣讀了一份令人吃驚的公告，宣稱：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為有悖於正義和公平的交易原則”而被暫停交易。幾周之後，這位1929年金融恐慌中的英雄承認了他再明顯不過的罪行，踏上了前往新新監獄的路途。 理查德·惠特尼 這一年的初冬——1938年12月——這座大都市提供了一宗更加非凡的商業醜聞。著名醫藥公司麥克森-羅賓斯公司的領導人F.唐納德·科斯特被發現，他不僅篡改了該公司天然藥部門的帳簿，達數百萬美元之巨，而且，他實際上是一個被判過刑的前罪犯，名叫菲利普·繆西卡，後來改名換姓、改頭換面，成功地實施一次長期偽裝，成了一個值得尊敬的公司高管。當警察逼近他的時候，科斯特·繆西卡給這場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添上了戲劇性的最後一筆：在他位於康涅狄格州費爾菲爾德市的家中自殺了。華爾街再一次搖晃了起來，人們互相打聽，經紀人和會計師們如何能夠這麽輕而易舉地愚弄公眾。然而，繆西卡醜聞並沒有像惠特尼垮台那樣重要的寓意。因為惠特尼是證券交易所的保守派領袖。他在大衰退期間的垮台，徹底粉碎了對重組證券交易所的最後的反對，這次重組所依據的，是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的意願。很快，證券交易所便有了一位新的主席——是個年輕人，當他在1931年來到紐約的時候，他甚至不認識證券交易所的任何成員。舊的秩序確實已經改變。 還有一個諷刺：一方面，政府領導人一本正經地試圖保持沉著冷靜、滿懷希望的樣子，紛紛發表聲明，預言形勢很快就會好轉，而另一方面，經濟的塌方卻山崩海嘯般地滾滾而下。僅僅幾年之前，不是有另一屆政府因為做了很多同樣的事情而受到嘲弄麽？ 隨著衰退的進一步加深，來自商業界和保守派媒體的憤怒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整個事情全都是政府的過錯。這是一次“羅斯福蕭條”。他們帶著惡意的興高采烈，引用總統先前在商業指數攀升時的吹牛：“那正是我們所計劃的。”這下好，他所計劃的事情來了。他們尤其詛咒未分配的利潤稅——這是一項古怪的措施，被證明是本屆政府的不那麽成功的機靈想法之一，這項措施激怒了整個商業界。 1938年3月28日，戴維·勞倫斯寫道：“5年前，羅斯福總統帶著崇高的勇氣和堅定的意志，給全國的金融界和商業界帶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希望：消除恐懼。今天，同樣是這個人，在金融界和商業界喚起了一種幾乎達到恐怖程度的恐懼，喚起了一種讓整個經濟機器士氣大挫的不信任……羅斯福先生所做的事情——我相信他並不是故意這麽做的——就是摧毀了商業金融界的精神，摧毀了他們對眼下的公民財產和存款安全的信心。推倒整個經濟體制的這道防波堤，就是助長相當一部分人當中的驚慌和恐懼。” 這些話都很強硬——然而並不代表商業界的普遍觀點。很多商業人士太迷信於他們的這樣一種固有觀念：政府不會做任何事情來安撫他們。1937年11月10日，財政部長摩根索在紐約政治科學院所發表的一篇演說中宣布：政府將會做任何能夠平衡預算的事情。台下的聽眾似乎抱著一半是高興，一半是娛樂，但完全不相信的態度。（巧的是，摩根索的演說稿得到了總統的仔細修改和批準。）1938年初，在對國會發表演說的時候，羅斯福以熱情而誠懇的措辭，說到了政府與企業之間通力合作的必要，但並沒有導致“信心”的急劇上升。就在那個時刻，總統進行了一次深思熟慮的努力，試圖遵循保守的、調和的路線，與大商人進行協商，召開了一次小商人的會議——這次會議演變成了事實上的騷亂。友好的姿態似乎並沒有產生任何真正的效果。 有一點倒是真的，在政府官員的內部，政策之爭也一直在發生。有一個定義明確的自由主義群體，約瑟夫·奧爾索普和羅伯特·金特納稱之為“新政人”——其中包括托馬斯·科克蘭，本傑明·科恩，利昂·亨德森，財政部的赫爾曼·奧利芬特，以及司法部副部長羅伯特·H.傑克遜——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撰寫了一系列演說稿，由傑克遜發表，把這次大衰退歸咎於“壟斷者”和“60個家族”（換句話說，他們譴責大公司的控制者和管理者通過心照不宣的默契推高物價，然後，當商品再也無法以這樣的價格賣出去的時候，他們就減緩生產，解雇工人，以免他們的利潤被過度削減）。他們慫恿內政部長伊克斯發表類似的演說。但這些演說的起草，並沒有得到總統的明確授權，而且，這些年輕的“新政人”這樣表達他們的個人觀點，要冒失去工作和影響力的風險。巧的是，那些神經過敏的商人讀罷這些新政演說，再聽聽總統那些更四平八穩的講話，於是堅定地認為：來自華盛頓的花言巧語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這個事實，一個看上去似乎笑眯眯地對新政宣言中的這些衝突毫無覺察的總統，他的衝動在部分程度上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事實上，在撰寫他自己那篇請求合作的演說的前夕，總統曾因為伊克斯的“60個家庭”的演說而對他大加稱讚。然而，還有一點也是真的，當1937年過去、1938年到來的時候，羅斯福一直在試圖平衡預算，極力避免提議那些讓商人們過於擔驚受怕的措施；而處在憤怒中的保守的商業界似乎忘掉了政府正在做出努力，試圖安撫他們；慢慢地，政府領導人開始相信，任何節省開支和平息憤怒的政策都無濟於事。 自始至終，那幫“新政人”一直在敦促恢復赤字開支，4月2日，當事情越來越糟的時候，總統舉手認輸。在從溫泉療養院開往華盛頓的列車上吃午餐的時候，總統告訴哈裡·霍普金斯和奧布裡·威廉斯：他準備放棄平衡預算的努力，再一次支持龐大的開支。4月14日，他通過收音機向國民解釋：他正要求國會撥款30億美元，用於救濟、公用工程項目、住宅、防洪以及其他的複興努力。 羅斯福在錄製“爐邊談話” 那年春天，這項立法在國會獲得通過，與此同時，經濟開始顯示出微弱的改善跡象。在6月份的下半月，股市起死回生。複興再一次開始了。 至於這次複興究竟是由於增加開支的刺激，還是一個巧合，經濟學家們可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在年輕的“新政人”看來，這根本就沒什麽可懷疑的。他們爭辯道，看看工業指數吧。試圖安撫企業沒什麽好處；花錢大有好處。證明完畢。年輕的“新政人”如今春風得意（事實上太得意了，以至於在1938年秋天鬥膽進入了一個他們相當陌生的領域，說服總統進行了一次很不成功的努力：試圖打敗國會中那些投票反對最高法院改組計劃的民主黨人。）但作為整體的行政分支，卻受到了這次大衰退的沉重打擊。在應對一場新的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它暴露了自己既沒有能力在商人當中製造“信心”，也沒辦法謀劃出任何新的、有效率的複興措施。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充其量不過是從貨架上取下一瓶藥，對於這劑藥，它已經上癮了很多年，這就是：注水泵。 7 正是這位驕傲的總統，在1937年1月的滂沱大雨中站立在國會大廈的門前，並宣布他打算抹去“三分之一的國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這幅令人不快的圖景。他的驕傲是出現在一場下跌之前。在後來摩擦與衰退的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在國會的聲望一落千丈；他的經濟政策在天平上接受了檢驗，並發現是短斤少兩的；令人憎惡的失業和貧困的圖景，如果說有什麽改變的話，那也是變得更糟了。 那麽，新政難道已經落幕、該收場了麽？ 或許是吧。但是，即便如此，事實卻由於一種新型的危機正在逼近而變得更加模糊了，這場危機將導致公民以新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國家和政府。因此，美國的天空由於從歐洲滾滾而來的暴風雨雲層正在慢慢地變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