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定與醜聞1926年3月31日，在紐約的法庭上，大法官撒切爾傳喚哈裡·多爾蒂出庭，要求他當著聯邦大陪審團的面，提供關於哈定總統的證詞。多爾蒂給出了如下的書面回答： “我長期擔任哈定總統的私人律師。早在沃倫·哈定任俄亥俄州議員之前，我就是他的律師，一直到他去世，他的法律問題都由我全權負責。在哈定總統過世之後，我還為哈定夫人擔任了好幾年的私人律師。 另外，在哈定總統擔任俄亥俄州議員時，我是俄亥俄州中部國家銀行的律師；在哈定總統任職期間，我的職位是美國的司法部長；哈定總統去世後，我在柯立芝總統手下也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司法部長。 同時也做我的兄弟馬爾·多爾蒂的律師。 我作為哈定總統等人的私人律師，也是他多年的老朋友，我曾經給他提供過很多專業意見。但至於是什麽樣的專業意見，請恕我無可奉告，因為這些都是機密。因此，我拒絕回答法庭的任何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可能會成為指控我有罪的證據！” 哈定總統的私人律師、美國的前司法部長多爾蒂為什麽這樣說呢？ 哈定總統和多爾蒂之間究竟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切還得從1921年說起。 1 1921年3月4日這天清晨，冬天的寒冷還沒有完全消散，冰冷的霧氣還籠罩在華盛頓的上空。在白宮高高的院牆內，美國國旗飄蕩在半空。 目前白宮的主人還是伍德羅·威爾遜，他現在已經是重病纏身了。他在助手的攙扶下，走出白宮大門，進入門口的一輛汽車。車內是沃倫·甘梅利爾·哈定——他剛剛當選為總統但還未就職。威爾遜和哈定二人正是前往國會大廈，舉行新總統的就職儀式。 汽車緩緩地開動了，威爾遜無限感慨地回頭望了望白宮——權力將在今天交接，今後這裡就要迎來新的主人了，可惜自己的很多夢想還沒能實現。 兩個小時後，哈定在國會大廈宣誓就職，成為美國新的總統。這也宣告著戰時的統治已經結束，常態的統治序幕正式拉開。 哈定總統的就職典禮 1921年3月4日，此時的美國社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下面就讓我們回到這一天，看看美國的情況吧。 1921年距離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已經過去了兩年多的時間。此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正為了《凡爾賽條約》的簽署問題，與參議院交惡。德國和美國的外交關系還沒有好轉。 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到了1920年中期，一度繁榮發展的經濟終於顯現出頹勢，購買力不足，產品大量積壓。 翻開報紙，處處可見對“薩科-萬澤蒂”案件的報道，薩科和萬澤蒂的命運牽動了人們的心，盡管很多民眾為這兩個人鳴冤叫屈，但泰爾法官卻始終認定他們有罪。此時巨大的紅色恐懼正在散去，但三K黨嶄露頭角，目前已經有了幾十萬名成員。盡管1921年是禁酒令實行的第二個年頭，但黑酒吧老板和酒類走私者依舊生意紅火。時尚女性的裙子越來越短，這令那些正統的、保守的人士坐不住了，紛紛跳出來大加鞭撻。“風紀長袍”也就是這期間被發明出來的。青年人的叛逆行為也令父母們寢食難安，《文摘》（Literary Digest）雜志甚至還專門刊登了《年輕一代正在冒險嗎？》的文章，探討這一現象。 世界上第一個無線電廣播台在4個月前出現在美國，民眾們還對這一新生事物處於陌生階段；女性的裙子越來越短，目前已經達到了膝蓋的位置，而且有跡象表明今後還會更短；芝加哥黑幫活動猖獗，政府專門派出一個罪案調查委員會，進行徹底調查；在棒球領域，蘭迪斯法官[27]通過審理“黑襪事件”成為獨裁者；在這一年，登普西和卡龐蒂簽下協議，定於第二年夏天在波義爾的“30英畝”場地舉行拳擊比賽；在文學領域，《布衣街》和《世界史綱》正高踞暢銷書排行榜，遙遙領先。 1921年美國的精神狀態已經從戰爭中的亢奮狀態松懈下來，開始變得疲倦不堪。人們再也不想聽到“戰爭”這個字眼，也不願意被所謂的“紅色恐懼”弄得草木皆兵，人們只希望在和平的生活中好好休養生息一番，讓傷口得到平複。因此，威爾遜宣揚的那一套所謂“美國需要為全人類負責”的論調必然令美國民眾大倒胃口。民眾此時根本不關心政治，他們只希望自己在處理私人事務的時候，政府不要橫加干涉。人們想過的就是一種“常態”的生活——也許辭典上找不到這個詞語，但這就是人們真切想要的。 哈定總統的就職典禮 美國歷任新總統上任時，民眾都以寬容友善的態度來面對他。哈定總統也不例外，甚至民眾對他的擁戴程度更為強烈，仿佛連首都華盛頓的空氣都充滿著熱情的氣氛。而新上任的哈定總統臉上也洋溢著笑容，仿佛一陣春風，吹進了人們剛剛解凍的心靈。 在威爾遜總統任職期間，白宮就好像一個禁地，大門緊鎖，冷冰冰的警衛嚴防人們靠近；但哈定走馬上任以後，第一道命令就是徹底敞開白宮大門，允許遊客自由參觀。禁令解除後，好奇的觀光客們紛紛湧入白宮，他們在白宮的庭院裡四處參觀，興奮地把鼻子貼在辦公室的玻璃上向內張望，還有一些觀光客在壯觀的白宮北門的回廊下嘻嘻哈哈地擺出各種姿勢，拍照留念。甚至白宮門口的大道也面向市民開放，無論是廉價的小汽車，還是轟鳴的大卡車，都可以從總統府大門前經過。這讓白宮和哈定總統的親和力迅速上升。 一直以來，人們都把威爾遜當成獨裁主義者，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學者般的清高姿態，遇到問題也只求教於自己的智囊團；而哈定則不然，他曾謙虛地說：“凡是最有才能的智者，都是我請教的對象。”哈定還在自己就職的誓詞中引用了《聖經》中《彌迦書》的一句話：“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只要求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前總統威爾遜和新總統哈定對待商人和商業的態度迥異。威爾遜從來不信任商人，他拚命地監視著商人們的一舉一動；而哈定則給商人們創造自由的空間，希望讓商業步入正軌。 因此，民眾對兩位總統的印象也不一樣。人們把威爾遜看作是一位嚴肅認真的學者，而把哈定當作一個老實巴交的人，和哈定總統相處，絕對不會感到壓力。他在總統府與記者和訪客會面時，總會親切地與來訪者握手，並熱情地寒暄。哈定總統甚至在白宮養了一條寵物小狗，名字叫“小老弟”，這讓美國人民都覺得他是一位富有愛心的總統。難怪愛德華·勞瑞在作品中這樣描述哈定任職後美國社會的氣氛：“現在華盛頓的政治空氣和威爾遜總統當政時期大不相同，現在就好像同學聚會般融洽，人人臉上洋溢著歡欣和笑容，一個充滿善意的新時代馬上就要來臨了！” 哈定總統 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相比，沃倫·哈定總統有兩個很明顯的優勢。第一，哈定相貌堂堂，氣宇軒昂，非常具有領袖氣質。他有棱角的面龐，不凡的氣度，無不流露著華盛頓上流社會的尊貴；再看他的雙眼，時時流露出仁慈和善的目光；第二，哈定總統非常上鏡。他屢屢在報刊上露臉，人們即使只看到他的照片，也會油然生出一股尊敬與崇拜之意。在這兩方面，威爾遜都不是他的對手。 可以說，哈定是美國有史以來歷屆總統中最有民眾緣的一位。他對每個人都充滿敬意，他也希望能為每個人提供幫助，他希望自己的政策給人民帶去幸福和歡樂。哈定總統總是面帶笑容，和那些偽善的政客們故意裝出虛情假意的笑容不同，他是發自內心的真情流露。有這樣一個例子，在戰爭期間，他與赫伯特·胡佛見面時，就很誠懇地說道：“鄰居，請問我能為你做點什麽嗎？”——這絕不是客套話，他的確是這個意思。現在，哈定已經貴為總統，他希望把美國民眾看作鄰居，盡自己所能，給他們最大的幫助。 但哈定也有很多缺點，有些缺點甚至非常致命。首先，他政治經驗不足。正如威廉·艾倫·懷特所評價的一樣，哈定“頭腦裡沒什麽真才實學，孤陋寡聞，其政治經驗更是非常有限”。 他的思維和邏輯不是很清晰，如果你仔細聽他的講話，就會很容易發現，他在發言時思維非常混亂，而且常常犯詞語搭配的錯誤，比如他說“拒絕介入歐洲事務”，以及“支持某某條約”。而且，他還會犯一些低級的語法錯誤，比如把單詞的詞綴搞混，把normality說成normalcy，把betrothal說成bethothment。當記者向他提問的時候，他很容易陷入慌亂之中。雖然他對待記者的態度非常和藹，但他的回答卻始終難以讓媒體滿意。 懷特回憶哈定的時候，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天，哈定總統和顧問們討論某個稅收問題。散會後，哈定一走進秘書的辦公室就禁不住大叫起來：“約翰，真他媽的見鬼了！這個該死的稅收問題怎麽處理呢？這一方的意見聽上去挺合理，可是另一方的意見我聽起來也沒錯，我究竟該怎麽辦呢？我想世界上一定有本書記載著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可是我上哪兒去找這樣的書呢；我也知道世界上一定有位經濟學家能回答這個問題，可是我又上哪裡去找他呢？就算我找到他，我能相信他嗎？上帝啊？總統簡直不是人乾的啊！”——由於哈定政治能力平庸，解決問題乏術，因此他要想當好總統，就必須依仗他那些有經驗和智慧的幕僚和朋友們了。哈定政治能力平庸也就罷了，如果他善於用人，也能很好地彌補自身的不足。可惜，他在識人、用人方面，也是糟糕得一塌糊塗。他好像慷慨大方的聖誕老人，將政府的一個個肥缺崗位送給了他的心腹好友們。由於哈定成功當上總統，得到俄亥俄州的鼎力支持，因此他在俄亥俄州，尤其是馬裡恩地區的那班好友就近水樓台先得月了。他的姐夫被擢升為監獄長。一位名叫索亞的醫生，只因在俄亥俄州馬裡思索亞療養院與哈定有過一點交情，就被哈定提攜擔任自己的私人醫生，還被授為“準將”的軍銜，被委派去政府的衛生部門進行監督管理工作。哈定還任命一位叫克瑞辛格的律師擔任全國的通貨監理官，此人只不過在馬裡恩擔任過幾個月的國家城市銀行信托公司主席，此次成為全國通貨監理官，可謂一步登天。當然，哈定用的也並非全是庸才，他也吸納了一些精英進入到自己的內閣，比如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查理斯·埃文斯·休斯，出任商業部長的赫伯特·胡佛，以及出任財政部長的安德魯·梅隆等人。 哈定用人不善，主要是因為他結交了太多虛偽的朋友。早在俄亥俄州擔任議員的時候，他的身邊就聚集了一群狐朋狗友，其中包括政治掮客、毒品大亨以及靠賣官鬻爵牟利的人。哈定不但沒和這些人劃清界限，反而和他們走得很近，因此當哈定成為總統、入主白宮以後，他也將這些人帶到了華盛頓。其中大部分人都憑借和哈定的關系，從總統那裡撈到了一官半職。哈定非常喜歡這群老朋友，也希望能提攜這些人一把。可是，假如哈定靜下心來好好思考一下，就不難想明白，這些狐朋狗友必定會把國家權力當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可惜哈定此時正沉浸在當選的喜悅中，根本就沒考慮這個問題。而等他最終意識到這個問題時，已經太晚了。 哈定每天在白宮處理完政務之後，總是喜歡溜出白宮，到位於H大街上的宅邸。在那裡，他的俄亥俄州的狐朋狗友們早早就等候在那裡了。哈定總統就和這群人飲酒作樂，徹夜狂歡。他興致高的時候，還會坐在牌桌前賭幾局。而此時，正是美國全國推行禁酒令期間，而哈定總統卻躲在這裡大肆痛飲，把法令和國家大事統統拋到腦後。身為總統，既然不能以身作則地遵守法令，那麽也很難指望他在政治上有什麽作為了。 那麽，為什麽哈定喜歡和這些狐朋狗友們為伍呢？ 原來，雖然哈定外表氣宇軒昂，但他畢竟還是在小地方出生和長大，他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大氣的男人。雖然現在已經身為美國最高領袖，但他還是喜歡在周末的時候敞著懷，嘴裡斜叼著雪茄，手中端著盛滿酒和冰塊的杯子，在某個小酒館呼朋引伴。 哈定本人私生活失檢，兩性醜聞頻出。1905年春，哈定與有夫之婦卡裡·菲利普斯開始有曖昧關系，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1919年。這時，哈定被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擔心醜聞暴露，遂出資讓卡裡夫婦去日本“長期旅遊”。就在哈定和菲利普斯有染期間，他還和另一位情婦，一位比他小30歲的女人南·布裡頓保持不正當關系。後來，南·布裡頓在《總統的女兒》（The President's Daughter）一書裡向公眾爆料：哈定當選總統後一年內，他們的孩子就出生了，而且哈定還私下裡給這個孩子提供撫養費用。南·布裡頓甚至還說：她和總統偷情經常不分場合和地點，從戒備森嚴的參議院辦公大樓，到肮髒邋遢的地下小旅館，甚至還在白宮辦公室的衣櫥裡發生過關系，她認為他們的私生女就是在一個小旅館裡懷上的。雖然《總統的女兒》裡的描述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但一件件事，從時間到地點，說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讀者不信。實事求是地說，盡管南·布裡頓在描述哈定的種種行為時，可能帶有自己的主觀看法，但人們也不難看出，哈定此人也絕非什麽品質高尚之士，他只不過是一個非常平庸的男人罷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哈定在非常正式的場合，也會用“嘿，寶貝兒！”和“哈，小甜心兒”這樣曖昧粗俗的言語和人打招呼。 哈定總統 其實，早在哈定擔任參議員期間，關於他的負面新聞就層出不窮。有一次在乘坐火車旅行時，他突然賭性大發，執意要和一些旅客玩牌，結果被那些人合夥騙走了100美元；還有一次，他和情婦南·布裡頓偷偷到百老匯的一個小旅館裡偷情，遭遇警察查房，結果警察尷尬地發現房間裡居然是參議員先生。哈定此時還泰然自若地安慰情婦說：“沒關系，警察不會拘捕我們的，我作為參議員，此行是前往華盛頓為美國老百姓提供幫助，警察拘捕我就是妨礙公務的非法行為。” 總統夫人、哈定的妻子希望丈夫仕途順利，煞費苦心地為他進行包裝，把哈定打造成高尚、優雅、睿智、備受尊重的形象。然而在這層外衣下面，哈定和他那群俄亥俄州的狐朋狗友們沒什麽區別。雖然哈定表面看起來待人謙遜，但那些不過是禮節性的偽裝而已，在H大街上那個煙霧繚繞的總統的宅邸裡，才是哈定真實的自我。 哈定剛剛當上總統後不久，華盛頓就出現了一大群靠政府公關謀生的人——政府說客。他們是一群經驗老道的政客，這些人站在企業的立場上，向政府遊說，促使政府製訂有利於企業的政策。他們在白宮附近大大小小的旅館裡隨處可見，經常衣冠不整，斜叼著雪茄，成遝的百元大鈔隨意地插在口袋裡。他們對企業拍著胸脯說：“只要你給我足夠的錢，我就能幫助你們搞定政府！”聽了這話，企業家們紛紛蠢蠢欲動，都希望從哈定總統那裡撈到一點好處。 石油商人們就更加志得意滿了，因為總統大選的時候，若沒有這些石油財閥的鼎力支持，哈定難以坐上總統寶座。既然現在哈定成為總統，那麽石油商人們也到獲取回報的時候了。哈定的內政部長艾伯特·福爾勢必將給石油商人們更優惠的條件。 內閣中來自俄亥俄州的派系也開始彈冠相慶了，他們想：哈定已經成為美國聯邦政府的掌舵人，怎會不提攜兄弟們一把呢？沃倫·哈定在當選總統前曾經發誓說過，他不會忘記這些哥們兒的。好！現在就是他為我們這些人提供機會的時候了。 2 前面提到那些齷齪的交易自然是深深隱藏在幕後，並不為美國民眾們所知。美國人民關心的是哈定上台後，能否一改威爾遜時代的風氣，用賢明的統治，開創美國政治上的一個新局面。 在哈定上任之初，並非沒有任何作為。他首先取消了威爾遜在國內采取的戰時措施，鼓勵投資，讓資本家放手自由經營。 戰爭結束後，美國國會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美國與德國在外交方面一直沒有恢復正常。1921年7月2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結束與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戰爭狀態，同年8月，哈定領導的美國政府與德國簽署《柏林條約》，恢復了兩國的和平關系。直到11月4日，美國總統哈定才正式宣布“一戰”結束。1921年6月10日，哈定總統還簽字公布了國會提出的著名的《預算和會計法案》。根據該法案，在國會之下，設置獨立的國家審計機構——會計總署，同時撤銷財政部的主計長和審計官，並將這兩項職權全部移交會計總署，從而使美國國家審計的發展實現了一次大的轉折。這表明，美國在歷史上首次建立了以統一預算為基礎的政府。會計總署的署長由查爾斯·道斯擔任。此人語言風格獨特，經常叼著一隻大煙鬥。他在會計總署內，經常因為效率低下而呵斥他的手下，情緒激動時甚至衝下屬揮舞著掃帚——這些特立獨行的舉動，都讓他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哈定領導的聯邦政府還出台了一些限制國外移民的政策，以保護本土勞工，這令後者非常滿意。共和黨領導的國會為了保護本國貿易，還提高了關稅。 為了鼓勵投資，讓資本家放手經營，財政部長梅隆還提議對大筆收入應降低高額附加稅——此舉深得華爾街金融大鱷們的歡心，盡管這個提議遭到了國會中的農業集團與民主黨派議員的反對，最後將附加稅折中地定在50%的水平，但從這件事上，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都認為哈定是自己人。 司法部長多爾蒂 司法部長多爾蒂也是哈定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他當上司法部長後，立即用各種高壓手段鎮壓激進分子和共產黨人，瘋狂逮捕罷工的鐵路工人，其手段比米切爾·帕爾默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工人的對立面——資本家們自然對這種行為大加讚賞。哈定在總統任期內，還有一次非常偉大的成就。那就是召開“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成功地通過談判，與英國、日本等國簽署協定，遏製這些國家的海軍軍備擴張，保證了美國海軍的領先地位。 原來，早在一戰開始之前，以英、美、日為首的一批世界軍事強國就大量建造軍艦，開始一輪又一輪的軍備競賽。當時，太平洋地區的局勢已經日趨緊張，它們的軍備競賽不但沒有放慢腳步，反倒日益加劇。 一戰爆發後不久，日本元老重臣井上馨給元老、內閣討論日本是否參戰的聯席會議的信中寫道：“這次歐洲大禍亂，對於日本發展國運，乃大正時代之天佑良機，必須抓住時機，確立日本對東洋之權利。”於是，趁著西方國家無力顧及遠東之際，迅速抓住機會，控制了中國龐大的市場，發展經濟，逐步將自己打造成了一個商業帝國。這時，查理斯·埃文斯·休斯成為美國國務卿，也有意將觸角伸到遠東地區，就與在遠東苦心經營多年的日本產生了衝突。由於日本與英國結盟，再加上菲律賓等一批東南亞國家的支持，美國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日本。 這時，美國人認為，假如英、日、美三國在太平洋地區能達成協議，限制軍備競賽，共同瓜分遠東利益，豈不是一件多贏的美事？於是，1921年11月12日，哈定和休斯在華盛頓召開“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邀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代表商討這一問題。 12日上午10點半，與會代表紛紛進入會場。英、美兩國代表分別在“U”字形會議桌下方的左、右兩邊，會議桌左側是另一些英國代表和意大利的代表，右側是法國和日本的代表；會議桌的上方，左邊是比利時、荷蘭的代表，右邊是葡萄牙、中國的代表。 會議一開始，哈定總統就以東道主的身份致開幕詞，對與會各國代表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他說，這次會議的目的在於“減少戰爭，增進和平……減輕負擔，改善現狀”。他聲明：美國沒有征服他人的企圖，美國對自己已擁有的東西感到滿足，對其他國家擁有的東西並不覬覦。由於哈定也清楚自己能力有限，難以在談判中有太大作為，於是他按照以往慣例，將難啃的硬骨頭交給那些“最有才能的智者”去解決。國務卿休斯是一個很好的人選，他不僅頭腦睿智，外交經驗豐富，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因此，哈定總統就任命休斯全權代表自己出席會議，自己則悠哉遊哉地離開了會場。 國務卿休斯 “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正式開始，美國國務卿休斯被與會代表一致推選為會議主席。休斯開始了他的歡迎致辭，可是誰也沒想到，休斯在致辭中，率先拋出了自己早已撰寫好的裁軍方案，該方案目的之明確，邏輯之嚴密，令與會代表紛紛怎舌，尤其是打了日本一個措手不及。休斯在計劃中提議：在美、英、日三國中間，實行一個為期10年的“海軍假期”，在這10年中，誰也不得建造大型軍艦。即使已經有建造計劃，甚至有建造到一半的軍艦，也必須立即取消建造；另外，為了裁減現有的海軍軍力，三個國家都必須要拆毀一批已經建造好的軍艦——總重量達200萬噸；美、英、日的海軍規模必須按照10:10:6的比例分配。 休斯的方案一拋出來，與會代表都沒做聲。休斯繼續補充說道：“如果實行這個方案，那麽各國海軍軍備負擔將大為減輕，節省下來的軍費可以用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再說，計劃中規定的海軍規模對於國家的防禦體系也夠用了。” “海軍假期”計劃的確是個不錯的點子，因此當休斯提出方案以後，全體代表都向他致以熱烈的掌聲。但是，對於一些細節問題，各國還沒有達成完全一致，首先提出反對的就是日本參會代表、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他反對10:10:6的海軍規模比例，希望日本的比例由6提高到7。但休斯不肯讓步，他宣稱：“如果日本堅持這樣做，那麽日本每造一艘軍艦，美國就要造4艘軍艦！” 隨後，開始為期3個月、先後7輪的談判。雖然有9個國家參加會議，但會議實際上是被美、英、日、法4個國家操縱。一些重要的決策，甚至隻由美國國務卿休斯、英國樞密院大臣貝爾福和日本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3人私下商定。 最後，美國、英國和日本的代表們簽訂了一份條約。總體上，遵從了休斯計劃的大綱：日本同意了10:10:6的海軍規模比例（主要也是因為當時日本的財政狀況不佳，要堅持大規模軍備競賽確有困難。加藤友三郎事後說：“如果沒有真正充實的國力，就算有再充實的軍備也不能發揮作用。”）；美、英、日、法相互承認彼此在太平洋上各自的勢力范圍；四國之間如有爭端，由締約國通過會議解決；各國達成一致，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的政策等等。應該說美國在這次會議上獲利頗豐，不但拆散了英日同盟，還令自己的海軍實力上了一個台階，與英國站在同一水平線上，而且通過“門戶開放”的政策將力量滲透到中國。 “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上簽訂的《海軍條約》立刻被美國參議院批準。太平洋地區激烈的軍備競賽暫時平息了，美國也卸下了巨大軍費開支的重擔。更重要的是，條約的簽訂讓人們明白一個道理——以外交手段來避開戰爭才是國防的真正要義。 “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的圓滿召開，讓沃倫·哈定贏得了不錯的名聲，美國人民都認為他為國家爭取了利益。商業界也很欣賞他，因為哈定對商業的態度一貫友好。無論在哪裡，只要幾個金融家或企業家聚會，他們就會用尊敬的語氣談論起這位總統，還將哈定的財政部長梅隆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相比，稱之為“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來最偉大的財政部長”。此外，沃倫·哈定的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在貿易方面也成績斐然。甚至連哈定的反對者們也心悅誠服地承認：華盛頓會議是一次了不起的勝利。 當然，也有一些關於哈定政府的流言蜚語。有傳言說，哈定領導下的政府某些部門也存在貪汙腐敗、行賄受賄、營私舞弊的現象。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司法部首先出事了。哈定的親信、司法部長多爾蒂把一個酒肉朋友傑西·史密斯帶到華盛頓，同住一所公寓。這個史密斯其實就是一個政府說客，專門收受企業的錢，幫助企業向政府行賄。案發後，史密斯自殺在多爾蒂的公寓裡。堂堂司法部長竟然和這種人交朋友，這難道不令哈定顏面掃地嗎？！接著，退伍軍人局也後院起火，1923年3月參議院根據揭發，開始調查退伍軍人局的貪汙腐化情況。調查剛開始，該局法律顧問查爾斯·克拉默就畏罪自殺。後來查明局長福布斯也有問題，被判犯有“詐騙政府罪”。 但當時還有一個更為大膽的傳言，說國會居然背地裡將油田出租給了兩位石油大亨——多赫尼和辛克萊，牟取了巨額黑錢。但這個傳言實在太離譜，誰都不相信。哈定一手提拔起來的朋友接二連三地冒出醜聞，這讓哈定無法忍受，他不禁哀歎道：“天啊，這真糟糕！我和敵人倒相安無事……但我這些該死的朋友，卻使我夜夜坐臥不寧！” 哈定痛定思痛，決定再也不玩紙牌了，也不再喝酒了。為了戒賭戒酒，重新得到公眾的信任，他決定到西北部各州和阿拉斯加去做一次演講之旅，為了“促進彼此了解”。於是，哈定帶著他的夫人、65個隨從人員於1923年6月離開華盛頓，到西海岸作了7，500英裡的旅行，做了若乾次演講。已經心臟欠佳並患有高血壓病的哈定，在整個橫跨大陸的長途旅行期間，體力疲憊，精神沮喪，7月27日，他來到西雅圖，光著腳站在驕陽下就阿拉斯加問題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搖晃了好幾次，手中的講稿突然掉了下來，雙手猛地抓住桌子，隨從人員真擔心他會倒下。當天傍晚，哈定突然發病，醫生認為是食物中毒。7月29日，總統一行到達舊金山，哈定又染上了肺炎。1923年8月2日，哈定總統猝然在舊金山去世。他是晚上在臥榻上靜靜去世的。據說當時還在給總統讀報的哈定夫人因為有事離開了總統幾分鍾，期間一個護士推開總統的房門，正好看到總統的頭突然抖動了一下，接著便垂了下去。聞訊趕來的醫生經過檢查，宣布了哈定的死訊。為了確定死因，總統的醫生們要求驗屍，但哈定的夫人堅決不答應。因此，哈定總統的真實死因也成為一個謎。 哈定總統的遺體離開白宮 哈定總統在舊金山去世後，專列載著他的遺體，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華盛頓。哈定總統病逝的消息傳開，沿途的人們紛紛聚集到鐵道邊，就為了等總統的專列經過，送總統最後一程。沿路各站，數百萬美國人唱著他喜歡的聖歌向這位他們認為是純潔的人表示致敬。專列所到之處，西部山區的牛仔們紛紛下馬、脫帽，表達哀思；在每個城市的火車站，哭泣的人們都把站台擠得水泄不通。最後，火車比預定時間晚了好幾個小時才返回華盛頓。火車到達華盛頓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市民默默肅立，沉痛哀悼哈定總統。《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在報道中說：“這一幕在美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充分表達了對死者的愛戴、尊重和崇敬之情。” 沃倫·哈定的遺體最後被運往家鄉馬裡恩安葬。他的繼任者柯立芝宣布舉國哀悼一天，哀悼期間，全國降半旗，商業活動停止，各地舉行紀念活動。 在悼念日那天，人們紛紛發言，追思哈定總統的生平點滴，人們都說：“哈定總統為了美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偉大的品質如磐石一般堅定。”在紐約的聖約翰大教堂，曼寧主教在主持紀念儀式時禁不住失聲痛哭，他說：“如果要在哈定的紀念碑上寫一句話，我會寫‘他教會我們擁有兄弟之情的力量’。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也是人類最偉大的課程，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只要兄弟的情誼在，任何困難都難不倒我們……願上帝再賜予我們一位如同哈定總統般睿智、崇高的領袖吧！” 哈定總統逝後盡享哀榮，但實事求是地說，身為一位美國總統，僅僅靠手足之情或者仁慈善良的精神，是遠遠不能治理好國家的。哈定總統生前對待他的朋友如同親兄弟，可是，這些兄弟又是如何對待哈定的呢？恰恰正是這些“親兄弟”讓哈定的政府陷入了貪汙腐敗的深淵。這就是沃倫·哈定總統人生的一大悲劇。 哈定總統和夫人 哈定總統的死因究竟是什麽呢？ 1930年，哈定總統的老朋友蓋斯頓·布洛克·敏斯出版了一本揭露醜聞的暢銷書——《哈定總統神秘身亡之謎》（The Strange Death of President Harding），書中聲稱：哈定夫人曾雇擁他作為私人偵探，調查哈定的婚外戀情。敏斯在書中暗示是哈定夫人下毒謀害了她的丈夫，而總統的醫生索耶也是參與者之一。哈定死後不久，索耶醫生突然身亡，而哈定夫人本人也於1924年11月去世。因此，哈定總統之死的真相或許永遠沒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按照敏斯的說法，哈定夫人謀殺總統有兩個動機：其一，哈定夫人發現了總統和南·布裡頓的私情，以及他們有了私生女的事，痛苦之下頓生殺機；其二，她看到哈定被那幫狐朋狗友利用，成為那幫人獲取名利的工具，哈定夫人不希望丈夫成為美國歷史上的罪人，因此唯有毒殺總統，才能讓哈定免遭後人唾罵。 敏斯的推斷很有說服力。因為最初，醫生都認為哈定總統的去世是食物中毒所致，因為總統一行從阿拉斯加返回時，在宴會上吃了疑似受到汙染變質的螃蟹肉，然而事後調查發現，那天的宴會上的其他客人都安然無恙。而且，總統的最後時刻只有哈定夫人在身邊陪伴，而且她又積極阻撓對屍體進行解剖，看來她的嫌疑非常之大。 無論導致哈定總統的直接死因是什麽，毒殺也好，中風也罷，然而其實，哈定此次西部之行的過程中，就已經對生命充滿了恐懼和絕望。威廉·艾倫·懷特描述說：“哈定總統在旅途中顯得失魂落魄，看來他一貫信賴的朋友們接二連三地發生醜聞對他打擊很大。他經常向胡佛部長和一些值得信任的記者詢問，如果那些朋友們都背叛了他，他該怎麽辦？”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也許在毒藥殺死他之前，朋友們的背叛已經奪走了他活下去的動力。 備受美國人愛戴的哈定總統去世了，人們在哀傷之余，也想為他建立一座宏偉的紀念碑，讓他永遠活在人們的心目中。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哈定總統更多的秘密，才一點點浮出水面。 3 哈定總統下葬後不久，蒂波特山和埃爾克山的兩大油田的出租情況，引起了參議院公共土地委員會的注意。隨著對這件事的調查，哈定政府的一樁最為嚴重、影響最為深遠的醜聞逐漸浮出水面。 原來，早在1909年，美國政府就頒布法令，將三處油田保留起來，不允許任何人開采，為的是給美國海軍提供油料儲備。若是日後再有緊急情況發生，海軍就可以從這裡獲得油料來源。這三處油田分別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埃爾克山、加利福尼亞州的博偉地區，以及懷俄明州的蒂波特山。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問題出現了。政府盡管將這三處油田保護起來，不允許任何人開采。但這三處油田附近，還有一些正在開采的商業化油田。由於石油是液態，具有流動性。因此，周邊商業油井可能會吸取保護區地下的石油。這樣一來，政府保護油田的做法就失去意義了。 1920年，國會授予海軍部長丹尼爾斯特權，允許他以各種方式保護這三處油田不受損失。那麽，如何保護，海軍部長就面臨著兩個選擇方案。第一，他可以在油田保護區周邊打一些小油井，控制石油向外擴散；第二，他還可以將保留地出租給私人，但開采者必須保證限量，不得過度開采，以便為國家儲備一定的石油。丹尼爾斯部長本人覺得第一個方案很好。 內政部長艾伯特·福爾 但是，哈定總統的親信、內政部長艾伯特·福爾卻認為第二個方案更有利，因為他本人就是美國石油巨頭利益的代言人。1921年，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夕，由於日本海軍在太平洋地區大搞軍備競賽，美國海軍部對此感到憂心忡忡。海軍部提議：必須建立燃油庫，以應對隨時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這個提議正中內政部長福爾的下懷，他覺得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團牟利的機會來了。因為政府需要更多的石油來充盈國庫，他正好可以提議，將三處油田保護區出租給石油商經營，然後讓政府向石油商購買成品燃油。然而，石油保護區的出租權歸海軍部長所有，而福爾雖然身為內政部長，對此事卻插不上手。但沒關系，福爾想到了老朋友——哈定總統。因為早在哈定擔任總統前，艾伯特·福爾曾與哈定一起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工作，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如此之密，乃至哈定曾想任命他為國務卿，不過最後還是讓福爾做了內政部長。 很快，哈定總統簽署了行政命令，海軍部長將不負責石油保護區的監管，而是由內政部長福爾來負責。福爾得到石油保護區的監管權以後，迅速決定采取第二套方案，將油田出租給石油商開采。1922年4月7日，在一間會議室內，沒有競標者，內政部長福爾和石油巨頭哈裡·辛克萊達成秘密協議，將位於蒂波特山的油田給了他的猛獁石油公司。1922年11月11日，他又以同樣手法，將位於埃爾克山的油田秘密地出租給了另一位石油巨頭——愛德華·多赫尼的泛美石油公司。按理說，這場交易不會讓美國政府受到任何損失，因為石油巨頭們肯定會按照合同規定，依法開采。而且，既然是出租有軍事用途的油田，因此不設競標環節也無可厚非。但後來人們才知道，內政部長福爾從中撈取了大量好處——他收受了辛克萊價值約26萬美元的自由債券，還以“借用”的名義，從多赫尼那裡得到了10萬美元的現金，用這筆錢，福爾買下了一座莊園。 參議院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查辦此案。由於共和黨人不願意調查他們自己的政府，因此這事就由蒙大拿州的參議員——民主黨人托馬斯·沃爾什來牽頭調查。他花了好幾年時間研究了很多調查文件和證詞，對這個案件進行了周密細致的調查，最終使真相大白於天下。最後，政府宣布：多赫尼和辛克萊與政府簽訂的油田租賃合同為非法，因此合同無效。內政部長福爾也因受賄罪鋃鐺入獄，被判一年監禁；海軍部長也引咎辭職。但作為行賄方的多赫尼和辛克萊兩人卻一直逍遙法外。直到1929年，參議院還是以雙重罪名判辛克萊入獄，因為他在接受調查過程中，拒絕回答公共土地委員會的問題——犯了藐視參議院罪；另外，在第一次受審期間，辛克萊雇傭伯恩斯偵探[28]跟蹤陪審團成員，並對其進行跟蹤、威脅和誘惑。後來，一位陪審員揭發說：“一個男人走過來對我說，如果你能投辛克萊無罪的票，你就可以得到一輛‘像這個街區一樣長的’汽車。”根據這些證據，辛克萊還被判處藐視法庭罪。 上面就是這次油田私下交易事件的來龍去脈，但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事實被挖掘出來。1924年初，參議院委員會將案件的初步調查結果向當時的總統柯立芝匯報，柯立芝立即任命富有經驗的歐文·羅伯茨和前參議員阿特利·波莫雷內，代表民主黨和共和黨對涉案人員提起公訴。兩個人通過周密細致的調查，最終發現，辛克萊向福爾行賄的債券來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加拿大公司——大陸石油公司。他們覺得此事非常蹊蹺，於是順著這條線索繼續調查下去，調查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原來，此事還不僅僅是行賄和受賄那麽簡單，而是涉及商業道德的問題。要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還得從1921年說起。 1921年，在福爾與辛克萊達成秘密交易前的幾個月。11月17日這天，幾個美國石油大亨正聚集在紐約范德比爾克旅館開會。他們分別是：麥克西亞油田的老板漢弗萊斯上校、中西石油公司的總裁哈裡·布萊克默、普雷裡石油公司的負責人詹姆斯·奧尼爾、印第安納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羅伯特·斯圖爾特上校，以及辛克萊聯合石油公司的老板哈裡·辛克萊等人。在會上，漢弗萊斯上校希望將自己手中的3，300多萬桶石油以每桶1.5美元的價格出售。這是一宗相當大的交易，在場的石油大亨們都沒有表態。這時，現場有一位大陸石油公司的老板站出來，他叫奧斯勒，是加拿大的一位著名律師。奧斯勒希望將這些石油全部買進。漢弗萊斯上校有點吃驚，因為大陸石油公司的名字他連聽都沒聽說過，就不肯進行這場交易。可在座的辛克萊和奧尼爾說，他們願意聯合起來為這家所謂的大陸石油公司進行擔保。既然有可靠的擔保，漢弗萊斯上校便打消疑慮，將這3，300多萬桶石油悉數出售給大陸石油公司。可是隨後，大陸石油公司立即將這些石油以1.75美元一桶的價格，轉手賣給了辛克萊和奧尼爾的公司。這樣一來，每桶25美分的淨利潤就落入了大陸石油公司的囊中。 原來，這個奧斯勒和辛克萊、奧尼爾等人是一夥的，大陸石油公司是他們掌控的一家冒牌公司。辛克萊等人通過這種方式，將大筆資金轉移到自己的口袋裡。通過這筆交易，大陸石油公司這個空殼公司連本帶息獲利共計300多萬美元。 這時，大陸石油公司的老板奧斯勒用這筆錢購買了自由債券，自己留下了2%，然後其余的都交給了辛克萊和奧尼爾等人瓜分。詹姆斯·奧尼爾分得80萬美元，羅伯特·斯圖爾特上校、哈裡·布萊克默和哈裡·辛克萊各自分得近76萬美元。 這幾位石油公司的老板在收取了巨額債券後，並沒有將此事向各自的公司和董事會匯報，而是直接將債券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布萊克默直到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找上門來，才承認說：那些債券他一筆都沒動用，原封不動地存放在紐約公正信托公司的保險箱裡，可這時已經是1928年了。奧尼爾也把債券攥在手裡好幾年，直到1925年5月，他因擔心被揭發，這才不情願地將債券上交給公司。 至於斯圖爾特，他在接受調查的時候辯稱：他得到的債券也分文未動，而是將債券交給了印第安納標準石油公司，目前這些債券存放在公司的保險庫內，並且有托管合同為證。可是經過調查，斯圖爾特隻將債券的事告訴了公司的一位法務職員，公司的董事和其他同事對此一無所知，而斯圖爾特所謂的“托管合同”，只不過是用鉛筆草簽的一份合同。 調查蒂波特山石油醜聞的參議院委員會 最後，調查委員會查到了辛克萊頭上，他也急忙拚命撇清自己。他在證詞中說：“我覺得公司的董事會和職員們都不可靠，因此才向公司隱瞞了債券的事，並將債券一直存放在自己家中。”後來，他將這筆債券中的很大一筆送給了內政部長福爾，作為從福爾那裡獲得油田租賃權的回報；另外，他又將金額為185，000美元的債券以“借款”的名義，連同一件價值75，000美元的禮物，一起送給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繼續追查這筆錢的下落，最後發現，原來這筆款項實際上落到了威爾·海斯手裡。威爾·海斯何許人也？在1920年哈定參加總統大選時，他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哈定當選總統後，他又出任郵政管理局長。從郵政管理局長的職位卸任後，他又出任美國電影協會的領導人，搖身一變成為全美電影行業道德規范的監察者。正是在他出任美國電影協會主席期間，辛克萊向他提供了這筆債券。由於共和黨在幫助哈定贏得大選過程中，欠下了大筆債務，威爾·海斯就決定用這筆債券來填補共和黨的虧空。於是，他和助手們拜訪了一些富人，對他們說：“如果你們願意捐出一些錢來，彌補共和黨因競選而產生的虧空，那麽將會得到同等數額的辛克萊債券作為回報。”說白了，這筆“贓款”最後實際上是為共和黨還了債務。因此，共和黨，乃至哈定總統在這起受賄事件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4 在這起油田醜聞中，也不乏有趣的一面。之所以說有趣，是因為在對有關證人的調查取證過程中，以及對嫌疑人調查和審訊過程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下面就讓我們翻開這起案件的卷宗，看看其中有趣的片段吧。 花絮一：究竟是誰把錢借給了福爾？ 1923年秋天，也就是哈定總統猝然辭世後不久，負責調查油田醜聞的蒙大拿州參議員沃爾什得到了一條線索：內政部長最近好像發了一筆橫財，因為他剛剛在自己新墨西哥的農場附近又購買了一大塊土地，還修建了新的農場。要知道，福爾的經濟一直非常拮據，據說他的私人農場已經拖欠了好幾年稅款了。可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呢？ 聯想到一直有傳聞說，福爾部長通過和石油大亨私下交易，收受賄賂，沃爾什和他領導的調查委員會立即警覺起來，像嗅覺靈敏的獵犬一樣，對福爾展開了周密的調查。那麽，福爾究竟是從哪裡得到這筆錢的呢？ 當調查人員找到福爾頭上的時候，福爾急忙寫了一封長信，為自己申訴。在信中，福爾堅決不承認曾經從多赫尼或辛克萊那裡收取過任何賄賂。並且還用非常委屈的語氣解釋道：他突然變得有錢起來，完全是因為得到了一位報業巨頭愛德華·麥克萊恩的資助，借給了他10萬美元。這位麥克萊恩先生是哈定的擁護者，經常向哈定和他的團隊提供資助。 醜聞主角：福爾、多赫尼和他們的律師 為了證實福爾的說法，調查委員會立即想找到這位報業巨頭麥克萊恩求證。而麥克萊恩現在正在棕櫚海灘度假，並且推三阻四，一再聲稱自己不能到華盛頓來作證，而私下裡卻和他的朋友們通過密電商討如何應對委員會的調查。為了迅速得到證據，沃爾什參議員親自前往棕櫚海灘，給麥克萊恩來了個突然襲擊。迫於壓力之下，麥克萊恩隻好說出了實情。他的確借過一些錢給福爾，但並不是現金，而是3張支票。而且，福爾很快就歸還了支票。這筆交易並沒有通過銀行，因此也沒有留下任何交易記錄。通過麥克萊恩的證詞，證明了一點：福爾的一夜暴富和麥克萊恩的資助並無關系，而是另有隱情。 隨著愛德華·多赫尼的交待，一切都真相大白了。1924年1月24日，愛德華·多赫尼，也就是從福爾手裡承租埃爾克山油田的石油巨頭接受審訊，他交待說，他讓自己的兒子用一個黑色背包裝著10萬美元的現金，從紐約帶到華盛頓，交給當時的內政部長福爾。但同時，愛德華·多赫尼又聲明：他與福爾有著多年的老交情，這10萬美元的借款純粹是出於關心，給老朋友一點經濟上的支持，和租賃油田完全沒有關系。愛德華·多赫尼的證詞存在很大的疑點。法官於是質詢說：“10萬美元不是個小數字，一般人誰會以現金的方式借出10萬美元呢？”但多赫尼解釋說：這區區10萬美元對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於是法官又問：“既然你說是把錢借給了福爾，可有借據為證？”“當然有！”多赫尼當庭出示了一份由福爾立下的借據，法官拿來一看，借據內容倒是完整，可是落款卻不見了——被撕掉了。法官問：“沒有落款的借據，怎麽證明是福爾立下的？”多赫尼向陪審團解釋到：“我擔心自己死後，我的後人會逼迫老朋友福爾立刻還錢，這樣就違背了我的初衷，因此我將簽名撕下去，交給夫人保管。可是，她也忘記帶有簽名的那部分放到哪裡去了。”面對這個滴水不漏的回答，法官也沒有辦法，隻好將多赫尼當庭釋放了。 花絮二：6頭或8頭奶牛 在多赫尼出庭接受審問之前，辛克萊手下一家公司的職員阿奇·羅斯福也出庭提供了證詞。他的出庭，受到媒體記者的廣泛關注，前來采訪的記者把法庭擠得水泄不通。為什麽一個區區職員能引起那麽大的轟動呢？原來，阿奇·羅斯福的父親是美國的第26任總統——偉大的老西奧多·羅斯福，他的兄長也曾任哈定政府海軍部副部長。 阿奇·羅斯福是主動找到沃爾什的調查委員會，要求為此案提供證詞的。他和辛克萊的機要秘書沃爾伯格關系很好，因此從沃爾伯格那兒知悉了很多內幕。阿奇·羅斯福說：沃爾伯格曾經告訴過他，辛克萊給福爾的農場經理68，000美元。而且阿奇·羅斯福透露：當沃爾伯格向他敘述這件事的時候，沃爾伯格顯得非常緊張不安。阿奇·羅斯福的舉報引起了調查委員會對辛克萊的懷疑，可一了解，發現辛克萊已經在此之前乘船秘密去了歐洲，他甚至在乘船時用的是化名。於是委員會緊急傳喚沃爾伯格。沃爾伯格面對委員會的詢問時，顯得驚慌失措，但他拚命地自圓其說。他說：“阿奇·羅斯福一定是聽錯了！我從沒說過‘辛克萊給福爾的農場送過68，000美元’，我當時說的是‘辛克萊給福爾的農場送過6頭或8頭奶牛’，先生們，‘sixty-eight thousand’和‘six or eight cows’的發音太接近了，難怪阿奇·羅斯福會聽錯！”聽了沃爾伯格的辯解，調查委員會感到哭笑不得，從哪個角度也聽不出“sixyt-eight thousand”和“six or eight cows”在發音上有什麽相似之處。因此，大家紛紛對沃爾伯格表示懷疑。（後來經過調查，辛克萊給福爾送牲畜確有此事，但並不是“6頭或8頭奶牛”，而是1匹馬、6頭肥豬、1頭公牛和6頭小母牛。） 不久之後，調查委員會再一次傳訊了沃爾伯格，可是他居然又改了口。他一本正經地說：“我回家以後又仔細回憶了一下，其實我說的並不是‘福爾的農場’經理收到了68，000美元，而是說‘馬場’的經理收到68，000美元。因為這兩個音聽起來很接近。”至於這個馬場經理是誰？沃爾伯格解釋說，他其實是辛克萊手下的一名叫希爾德雷思的馴馬師，這筆錢是給他的工資和分紅。 沃爾伯格的解釋顯然疑點頗多，按照習慣，誰也不會把馴馬師稱作“馬場經理”。因此，調查委員會對他的證詞並不相信。 花絮三：斯圖爾特上校和其他人的緘默 以沃爾什為首的調查委員會還在積極地搜尋一切證據，但是那些證人一個個都很不情願作證，即使勉強出庭作證，要麽顧左右而言他，要麽推說時間太久、記憶力減退，總之，很多事實“回憶不起來了”。 最後，委員會傳喚福爾部長本人出庭。福爾部長的醫生提出抗議，說福爾身體狀況不佳，不能出庭。但是在調查委員會的強烈要求下，福爾不得不出庭作證。但是他對委員會的種種提問都表現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被問得急了，就氣急敗壞地說：“我拒絕回答你們這些帶有羞辱意味的問題！”然後就翻著白眼盯著天花板，默不作聲。至於辛克萊，正如阿奇·羅斯福所言，他去歐洲避風頭了。過了一段時間，當他以為風頭已過，剛剛回到美國的時候，就被調查委員會“請”去問話。他也學著福爾一樣，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結果，法庭判處藐視法庭罪，接下來，他還被判處欺騙政府罪。最後，辛克萊強硬的態度終於軟了下來，他主動承認：他確實是給了福爾一大筆債券，但是他死不承認那些債券和租賃油田有關，他一口咬定那是向福爾農場的收益支付的三分之一的利息。 收受賄賂的當事人之一布萊克默也去歐洲避風頭，和他一同去的還有奧尼爾，調查委員會對他們百般勸誘，他們死也不肯回來。大陸石油公司的負責人奧斯勒則更是躲得無影無蹤。斯圖爾特躲到古巴去了，後來在小約翰·洛克菲勒的勸說下，才從古巴回來，接受調查委員會的質詢。斯圖爾特說：“這次交易我沒獲得一分錢的好處，我從來沒有收取過債券。”大約過了兩個月以後，他才不得已承認：“自己的確收到了75萬多美元的債券，而且一直向公司董事們隱瞞了此事。” 花絮四：海斯先生的證詞 1924年，美國電影協會的主席威爾·海斯受到調查委員會的傳喚時，向委員會作證說，辛克萊向共和黨捐助了7.5萬美元。 可是到了1928年，當更多關於大陸石油公司的內幕被揭露出來以後，調查委員會再次傳喚了海斯先生。委員會問：“難道當時辛克萊隻捐助了7.5萬美元嗎？”海斯先生顯得很尷尬，他想了想，說：“對了，除了捐款外，還‘借’給共和黨185，000美元的債券。”委員會就問：“那上次傳喚你，你怎麽不說這段隱情呢？”海斯振振有辭地說：“你們也沒問債券的事啊！” 花絮五：梅隆先生的沉默 就在海斯先生承認向共和黨提供185，000美元的“借款”後，調查委員會傳喚了查爾斯·普拉特公司的出納。因為，查爾斯·普拉特公司也涉嫌向共和黨提供了一筆大陸石油公司的債券。後來，調查委員會當庭向這位出納出示了一張收據，在收據上，查爾斯·普拉特公司的老板明確地注明了債券都給了哪些人。上面這樣寫道： 50，000美元支付給 威克斯（Weeks）、杜邦（DuPont）、巴特勒（Butler）、安迪（Andy） 沃爾什參議員問出納：“這張收據上有4個人的名字，我可以辨認出‘威克斯’‘杜邦’和‘巴特勒’，但最後一個是誰？看上去好像是安迪，對嗎？” 出納接過收據，用放大鏡仔細地看了又看，說到：“沒錯，這是威克斯、杜邦、巴特勒，另外一個名字應該是坎迪（Candy）……或者安迪。” 調查團的另一位參議員追問道：“那麽誰是安迪？” “我不知道誰是安迪。我想不起來。”出納回答說。 出納話音未落，法庭之上一片嘩然。因為此刻，法庭旁聽席上就坐著一位非常有名的叫安迪的人，他就是美國著名的企業家、銀行家，也是哈定政府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 眾人的目光紛紛投向梅隆，沃爾什參議員也立即寫了一張紙條給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要求他當場解釋一下這張收據的事。梅隆先生並沒有發作，而是非常平靜地做了解釋。 梅隆的解釋是這樣的：1923年底，當時參議院剛開始對蒂波特山油田租賃案進行調查。有一天，海斯先生送給了他一些債券。過了一段時間，海斯給梅隆打電話，說這筆債券是從辛克萊那兒得到的，他建議梅隆收下這筆債券，同時將同樣金額的錢以捐款的方式，捐給共和黨的基金會。梅隆說：“當時我就一口回絕了海斯的建議，應該捐給基金會的錢，我一分都不會少，但我也不會私下收受任何好處！”經過調查，梅隆先生當時的確是這樣做的，他向基金會捐款了5萬美元，同時，他也沒有收取那筆債券，而是將債券退還給海斯。梅隆補充說：“我只知道，不該收的錢我不能收，至於蒂波特山油田租賃一案，我一無所知。” 難道梅隆部長真的對此一無所知嗎？要知道，梅隆回答調查委員會的詢問這件事是發生在1928年，而早在1925年，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就已經針對大陸石油公司債券的流向問題做了調查，柯立芝總統甚至還任命羅伯茨和波莫雷內作為公訴人，來調查此事。這3年以來，身為財政部長的梅隆怎會不知他接受的那筆債券來源於辛克萊呢？但他卻什麽都沒有說。因為他深知，如果他說出來，那麽共和黨籌集錢款的一些見不得人的方式就會大白於天下。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 以上就是震驚朝野的蒂波特山、埃爾克山油田租賃醜聞。這樁醜聞，開始於哈定總統簽署命令，讓海軍部長將油田監管權移交給內政部長福爾。到1921年，這樁醜聞逐漸露出馬腳。在這個時期，哈定總統剛剛成為白宮的主人，國家城市銀行總裁詹姆斯·斯蒂爾曼剛剛鬧出離婚風波，登普西與卡龐蒂之間的比賽一觸即發，查爾斯·林德伯格還沒有開始他的首次飛行。 而當辛克萊和斯圖爾特花言巧語為自己開脫，海斯對自己的供詞做了修正，梅隆財政部長打破沉默之時，已經是醜聞發生的若乾年後，即1928年了。此時，林德伯格已經完成了跨越大西洋的飛行壯舉；赫伯特·胡佛也正在緊鑼密鼓，準備代表共和黨參加總統競選；哈裡·辛克萊也因醜聞敗露，被迫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最後去華盛頓監獄做了一名藥劑師。也正是此時，美國的大牛市已經走到了盡頭，戰後10年也在慢慢結束。內政部長福爾作為國家資源的監管者，卻監守自盜，他帶來的後果是發人深省的，帶來的損失也是無可估量的。 對了，也許讀者會問，那兩塊被私下交易的油田後來怎麽處理了？這些油田原本是國家保留給海軍部的，供他們應對在太平洋隨時可能發生的戰事。可是，這些油田後來怎麽樣了呢？人們都懷著高度熱情，追查著那些現鈔和債券的下落，揪出一個個商人和高官，但是似乎人們都忘記了那兩塊油田。實際上，被福爾偷偷租賃給辛克萊和多赫尼的油田在事發之後就已經停產了，不過在石油保護區外圍的其他商業油田中，石油還在源源不斷地被開采。正如我們在本節開篇提到的那樣，保護區的石油很可能會流向周邊的油井，並被開采出來。而且，據說，這些石油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出口到日本，用在日本的軍艦上。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5 哈定政府自建立以來，醜聞頻發，油田租賃醜聞案就算是有一定層次的案例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根本不入流的醜聞案件。這些案件粗鄙不已、臭不可耐，現在就讓我們把鼻子捏住，強忍案件中的腐臭氣息，再看幾個案例吧。 其中一個案例是“退伍軍人管理局醜聞案”。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局長是查爾斯·福布斯，此人早年曾經在部隊服役，後來做了逃兵，離開了軍營。哈定在訪問夏威夷期間，認識了這位查爾斯·福布斯先生。一聊之下，兩人頓時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於是哈定便與他成為好友，在仕途上也一路提攜他，最後讓他做了退伍軍人管理局局長，代表政府安頓好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肢體傷殘的老兵們的生活。可查爾斯·福布斯搖身一變當上局長以後，他貪婪的本性就暴露無遺了，在他的領導下，退伍軍人管理局變成了一個貪汙腐敗成風、奢侈浪費橫行的賊窩。任職短短兩年的時間，他就花掉了2億多美元的公款。最為臭名昭著的是，他經常打著為退伍老兵選定點醫院的旗號，用公款到處旅行。其實這些醫院早就已經選好了，可福布斯還是要到實地考察一番，然後就在當地尋歡作樂。 另外，查爾斯·福布斯的管理局在招標建造退伍軍人醫院時，也是黑幕交易不斷。比如，管理局要在北安普頓修建一座退伍軍人醫院，在前來投標的建造商中，有一家建築商居然開價3萬美元，遠遠高於當時的市場價，而福布斯偏偏將工程承包給了他。據知情人透露，福布斯之所以選擇這家建築商，是因為建築商願意將工程款的三分之一作為回扣，送進福布斯私人的腰包。 建造醫院尚且如此，購買醫院設備方面就更不用說了，福布斯的行為簡直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退伍軍人管理局斥資7萬美元購買了地板蠟和地板清洗劑——這些東西數量實在太多了，用100年都用不完。而且，這批清洗劑的成本每加侖只有4美分，可是管理局卻以每加侖98美分的價格買進，貴了近25倍！ 查爾斯·福布斯在接受調查 此外，由於管理混亂，還有很多嶄新的物資被當作廢品低價出售。比如：8.4萬條新床單，每條價值為1.37美元，卻被當作廢品以每條26或27美分的價格賣掉。在賣掉新床單的同時，退伍軍人管理局又以“床單不夠”為名，申請購買了25，000條床單，每條花了1.03美元。難怪布魯斯·布利文事後在報告中這樣寫道：“倉庫這端，剛剛買進的新床單一車車運進來，而在倉庫的另一端，一批批同樣全新的床單被當作廢品運出去。由於管理失誤，甚至有些床單剛從這一頭運進倉庫就隨即從那一頭運出倉庫。”除了床單，還有毛巾。每條價值19美分的毛巾，以每條3.375美分的價格被賣掉，這樣的毛巾一共賣了75，000多條。 無需舉更多的例子，已經足以說明，福布斯在辦公開銷方面是多麽大手大腳，被他浪費的資金，本來是可以讓那些為保衛國家而流血的英雄們過上好日子的。1926年，民憤極大的福布斯終於被撤職，隨後因欺詐罪被判入獄，他將在利文沃斯監獄度過一段漫長的牢獄生活了。 無獨有偶，在海外僑民管理處，也存在著猖獗的貪汙受賄活動。由於戰爭期間，美德合資的企業都被美國海外僑民管理處接管，現在戰爭結束了，這些企業的股東們紛紛向海外僑民管理處提出申請，要求美國政府歸還屬於他們自己的財產。而管理處的負責人加斯頓·米恩斯從中看到了生財之道。他製訂了一條規定：凡是前來申請要回財產的僑民，必須去指定的律師事務所進行谘詢，只有在支付高額的谘詢費後，他才批準償還財產的申請。最後，這些不菲的谘詢費自然是被他們私下瓜分了。下面，我們就以美國金屬公司的案件為例，來看看加斯頓·米恩斯等人是如何牟取私利的。 美國金屬公司在當時就是一家跨國公司，其中德國佔49%的股份，因此在戰爭期間，美國外僑管理處就接管了該公司，將德國的那部分股份以600萬美元的價格，以股票的形式出售。1921年，一個叫理查德·默頓的人找到海外僑民管理處，稱這49%的股份不屬於德國，而屬於瑞士，因此應該把這些股票還給他的瑞士老板。 最後，海外僑民管理處答應了默頓的請求，告訴他：將股票還給他們沒問題，但償還流程非常緩慢，若是默頓能支付一些自由債券，海外僑民管理處願意用這些債券去華盛頓疏通關系，以加快償還進程。默頓為了盡快得到股票，隻好支付了44萬多美元的自由債券。這筆價值44萬多美元的債券中最少有20萬美元的債券落到了司法部長多爾蒂的得力助手傑斯·史密斯手中；司法部長多爾蒂的兄弟馬爾·多爾蒂將價值4萬美元的默頓自由債券出售，獲得的近5萬美元打進了司法部長本人的帳戶。1925年，馬爾·多爾蒂在其兄弟司法部長哈裡·多爾蒂的幫助下，進入位於俄亥俄州的一處設施，將涉及他們兄弟二人的分類帳的帳頁燒毀，同時被燒毀的，還有一個叫“傑斯·史密斯”的人的帳頁。後來，馬爾·多爾蒂受到法庭的傳喚並接受審訊，但由於重要的證據——分類帳已經蕩然無存，因此無從查起，最後他被無罪釋放了。 本章開頭的那一段論述，就是司法部長哈裡·多爾蒂在接受對美國金屬公司案件調查時，寫下的一段著名論述。在對多爾蒂的審訊中，他沒有為自己出庭作證，而是委托他的律師馬克斯·斯圖爾為自己辯護。律師馬克斯·斯圖爾這樣說： “哈裡·多爾蒂部長之所以不親自出庭辯護，並不是擔心自己的聲譽受損，他擔心的是法官會反覆盤問一些和政治有關的事情。這些事情雖然和多爾蒂先生本人沒有關系，但由於涉及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多爾蒂先生寧可保持沉默……如果陪審團知道燒毀那些帳頁的真正原因，那麽我想，他們不但不會認為多爾蒂先生有罪，反而會認為他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而對他進行表揚。” 還有比這段話更直接的暗示嗎？連哈定政府的司法部長都不願意說出的真相，因為擔心涉及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很顯然，這是擔心令已故的哈定總統名聲掃地。我們可以將多爾蒂的沉默看成是對老上級哈定總統的忠誠，也可以看成是他讓長眠於地下的哈定總統不受打擾。但是無論哪種情況，哈定總統本人在此事中，都難逃乾系。 到了1930年，加斯頓·米恩斯站出來，披露了更多他所知道的內幕。加斯頓·米恩斯也是哈定總統身邊俄亥俄幫的一員，他也曾參與了很多幕後的交易。他向法庭自首，交待了自己當時參與過的一些交易。加斯頓·米恩斯說：由於哈定總統頒布了禁酒法令，美國任何人不允許生產酒類。但一些私酒釀造者願意支付保護費，以便在釀酒的時候免於查禁。於是，加斯頓·米恩斯他們就會定期向私酒釀造者收取保護費。他們通常在紐約的一家旅館內租下兩個相鄰的房間，然後在其中一個房間內的桌子上放上一個很大的金魚缸，而自己則跑到另外一個房間內通過門縫監視這個房間的情況。接到消息後，那些私酒釀造者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這個房間，將保護費放在金魚缸裡，然後離開。這時，加斯頓·米恩斯就會走進來，將錢清點後收起來。利用這種不見面的方式，他們收取了共計700萬美元的保護費，然後再將這筆錢轉交給傑斯·史密斯。傑斯·史密斯是俄亥俄幫的“財務主管”，他與司法部長多爾蒂關系密切，二人甚至住在同一所公寓裡。 加斯頓·米恩斯 米恩斯還交待說：除了上交的700萬美元外，還有一些贓款，大約有數萬美元裝在金屬盒子裡，埋在華盛頓第16大街903號的一套房子的後院裡——那是他自己的一套住宅。在這套住宅周圍樹立著鐵絲柵欄，大門處還有密碼鎖，保衛措施非常嚴格。在埋藏錢的附近，還設置了一些供小孩子遊樂的設施，以作偽裝。 不過，米恩斯口中提到的俄亥俄幫的“財務主管”傑斯·史密斯早在1923年就已經自殺了，而且是在哈裡·多爾蒂的公寓自殺。米恩斯在交待中也指出：當時，史密斯為了保護自己，就偷偷地將他經手處理的現金記錄都做了備份，好讓自己手中多一塊製約俄亥俄幫的籌碼。但俄亥俄幫知悉了這件事，就對他動了殺機。米恩斯說，史密斯非常害怕武器槍械，平時從不摸槍，可他卻偏偏用一支左輪手槍打死了自己，這顯然有悖於常理，因此史密斯之死根本就不是自殺。 米恩斯對史密斯之死的分析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因為案發以來，很多與俄亥俄幫有關的人都神秘死亡了。史密斯只是其中之一，還有曾經收受過默頓債券的約翰·金，一個名叫哈特利的司法部職員，退伍軍人管理局的律師克拉默，海外僑民管理處指定的谘詢律師瑟斯頓，哈定小組的律師弗爾德，他們都在哈定任期的最後幾年突然死去。甚至連哈定總統、哈定總統夫人以及索亞將軍，也死得不明不白。仿佛有一種力量要通過他們的死，掩蓋些什麽。 不管這些證詞是否被法庭采信，但是太多的證據足以表明：哈定政府在短短兩年零五個月的任期內，就製造了大量的貪汙腐敗行為，這些行為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總統都多。 6 那麽，對於這些醜聞，美國人民是如何看待的呢？他們是否決定義憤填膺地站出來，讓這些貪汙犯們受到嚴懲呢？ 1924年初，當報紙用頭版頭條新聞披露油田租賃醜聞案時，民眾情緒極為激動，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現了遊行示威。迫於壓力，海軍部長和司法部長被迫辭職，新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來處理此案。但隨著真相一點點被曝光，媒體和和公眾又將譴責的矛頭對準了那些堅持要把事實查個水落石出的人，因為大家認為他們揭露了國家的傷疤，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黨派之爭，甚至將他們的調查活動批判為“不愛國”。 托馬斯·沃爾什參議院 在調查委員會中，沃爾什參議員負責對油田租賃醜聞案進行調查，惠勒參議員負責調查司法部，輿論將最無情、最苛刻的譴責潑向了他們二人。《紐約論壇報》稱他們是“來自蒙大拿的專事誹謗者”，《紐約晚郵報》稱他們是“造謠槍手”，而傾向於民主黨的《紐約時報》也稱呼他們兩人為“個性的暗殺者”。在各大報紙上，對他們兩個人的侮辱和謾罵比比皆是，說他們是“民主黨跳出來的中傷者”“言語惡毒的黨派偏見，純粹的蓄意犯罪，以及喋喋不休的歇斯底裡”，還抨擊他們對罪犯的質詢“直白、粗鄙、令人惡心”。 讀者們也認同媒體的觀點，他們並沒有對貪汙犯表現出太大的仇恨，相反，卻對堅持將醜聞調查到底的人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譴責他們的調查會讓“政府臉上無光”，還說他們“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是一丘之貉”。“美國關鍵人物協會”的弗雷德·馬文是極端愛國主義者，他說：“整個石油醜聞就是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策劃了這個陰謀的人是社會主義者！” 而且人們對醜聞案的興趣來得很快，去得也很快。一位親歷者這樣形象地比喻：“假如在醜聞揭露出的當天，你乘坐地鐵從郊區去市中心上班，如果你乘坐7點鍾的火車，會發現車上的人們對醜聞案非常義憤；如果乘坐8點鍾的火車，人們對揭露醜聞的人感到非常氣憤；如果你乘坐9點鍾的火車，車上就根本沒人再關心醜聞案了。” 人們對醜聞案的態度，從約翰·戴維斯身上可見一斑。當醜聞案爆發後，民主黨候選人約翰·戴維斯在參加總統競選時，為了取悅選民，高調提出要將醜聞案一挖到底。結果選民們根本不買帳，覺得他將醜聞挖掘到底會對社會現狀產生威脅，這是既得利益者和普通大眾都不願看到的事情。因此，戴維斯在民意調查中大敗。前面提到過，美國民眾希望過一種常態的生活，他們不希望政府由於調查醜聞案，使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亂。他們只希望美國政府除了通過一些有利於商業的政策外，不要對商業活動做其他干涉。他們對總統的要求很低，只希望總統能“讓事情自由發展，而不是設置障礙”就行，只要總統不對商業指手畫腳，顯得友好親切，人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哈定總統的繼任者柯立芝就是這樣一個總統，他對商業從來不多嘴多舌，不會冒哪怕一點點風險，將美國這艘大船帶到不可知的水域。另外，柯立芝總統也非常誠實、嚴謹，會阻止一切影響美國利益的事情發生。既然一切都很令人滿意，為什麽還要改變呢？為什麽還一定要將哈定政府所犯的錯誤徹查到底呢？由於哈定和柯立芝同屬於共和黨，如果將哈定所在的共和黨掀個底朝天，那對現任總統柯立芝也是不利的。因此，民眾普遍的想法就是：既然事情已經過去了，那就讓它過去吧！ 隨著時間一年一年過去，越來越多的醜聞曝光在民眾的面前，人們逐漸感覺到：1921～1923年間，政府犯下的“錯誤”遠遠比想像中還要多，而且程度非常嚴重。雖然，人們也很清楚，大陸石油公司債券或多爾蒂銀行帳戶的複雜事實，和哈定總統之間總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系，但人們轉而一想：在柯立芝總統的領導下，商業發展良好，社會秩序穩定，為什麽還要揪著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不放呢？於是最後，人們對醜聞參與者的義憤之情都被一種漠不關心的冷漠代替了。因此，後來印第安納標準石油公司的大股東約翰·洛克菲勒借大陸石油公司的案件，向斯圖爾特上校發難，企圖迫使他從公司的管理層辭職，而美國民眾卻沒有人對洛克菲勒表示響應。 雖然哈定總統過世後，沒有人追究他的錯誤，但他的聲譽卻在大幅度下降。在他剛剛去世的時候，全國人民都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並且聽說要在俄亥俄州馬裡恩建立一座哈定總統紀念碑，人民都熱情高漲地捐款。然而，卻遲遲沒有舉行紀念碑的落成儀式。因為，哈定死後的好幾任美國總統都覺得去馬裡恩主持這樣一個儀式非常不妥。這件事一直被擱置到1930年末，也就是在哈定死去7年之後。後來，哈定紀念協會的成員們聚集在一起開會，商討應該怎樣解決這個令人尷尬的局面。哈定總統的老朋友，哈裡·多爾蒂雖然因為知道一些“不可透露的秘密”，而在先前拒絕出庭為自己作證，但是這一次，他站出來發言了。他說：美國人民從沒有受到過“自由之口或虛假之舌”的欺騙，因此他建議紀念碑落成儀式應該無限期地擱置下去。他的建議隨後得到了與會代表的同意。 紀念碑落成儀式又拖了一段時間後，美國的高層人士們覺得，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敦促共和黨人趕快把這件事畫一個句號。於是1931年6月，胡佛總統和柯立芝前總統接受了邀請，出席了紀念碑的落成儀式。不過，在這次儀式上，人們給這位“教給我們兄弟之情的力量”的好脾氣的總統的讚譽，遠遠沒有在他剛去世的時候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