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偉與局促 1 1900年的美國生活跟半個世紀之後的美國生活比起來，其所有差別當中，最重要的差別大概是富人與窮人之間在個人收入、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上的差別。在世紀之交的時候，貧富之間的鴻溝是巨大的。 有一個例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這種差別的印象。我前面提到過安德魯·卡內基的收入。在1900年，卡內基擁有他那家大鋼鐵公司58.5%的股票。這一年，該公司掙得了4，000萬美元的利潤。卡內基本年度的個人收入（且不管是不是分紅所得）超過了2，300萬美元——無需繳納所得稅。在1896～1900年這5年的時間裡，他的平均年收入（按同一基準計算）大約是1，000萬美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從任何其他財產所獲得的其他收入。 就在卡內基享受這一豐厚收入（免稅）的同時，全體美國工人的年平均收入大約是400到500美元；一位經濟計算師得出了一年417美元這個數字，而另一位得出的數字是503美元。請記住，這些數字是平均數，而不是最低收入。簡言之，安德魯·卡內基的年收入至少是普通美國工人的兩萬倍。 至此，你應該有了一個基本的對比。安德魯·卡內基是他那個時代最有錢的人之一，但每年收入數百萬美元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的生活方式顯示了這一點。讓我們看看這種生活方式吧。 首先，他們要建造自己富麗堂皇的豪宅。 在19世紀最後20年的時間裡，美國很多百萬富翁紛紛作出決定，有錢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為自己建一幢王侯般的宅邸，率先垂范的是范德比爾特；其余的人爭相效尤。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在第五大道西側不到7個街區的范圍內，就有了范德比爾特家的不少於7幢大房子。你大概會質疑關於這些豪宅的造價的公開報道——威廉·H.范德比爾特的房子300萬，威廉·K.范德比爾特的房子300萬，以及諸如此類——但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說，這7幢房子必定代表了超過1，200萬美元的家庭支出（你必須記住，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今天的3，600萬美元）。 安德魯·卡內基 這些建築當中最先建成的3幢——威廉·H.范德比爾特自己的一幢，以及他為兩個女兒謝潑德夫人和斯隆夫人建造的兩幢——外表上符合紐約的褐砂石建築傳統（在所有方面都符合，除了尺寸），但威廉·H.范德比爾特的房子裡面卻包含了種類多得讓人眼花繚亂的雕像、油畫、掛毯和壇壇罐罐，它們來自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各個地方。一個榜樣正在形成：美國的百萬富翁渴望過王侯一般的生活；既然王爺們都是外國人，王公貴族的文化也同樣是外國的，那麽，他就必須生活在外國的家具和外國的藝術品中間（品種和數量多多益善），以此顯示他的王者氣派。 威廉·K.范德比爾特在紐約的住處 威廉·K.范德比爾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的宅邸把這一觀念往前推進了一步。它們拋棄了紐約的褐砂石建築傳統和紐約的外部面貌。理查德·莫裡斯·亨特為威廉·K.范德比爾特設計了一座石灰岩城堡，令人回想起布洛瓦城堡，甚至想起15世紀法國雅克·科爾位於布爾日的宅邸。喬治·B.波斯特為科尼利厄斯設計了一座磚石城堡，同樣讓人回想起布洛瓦城堡。二者都是輝煌的建築，給第五大道增色不少，但它們的外國風格卻讓建築師路易斯·沙利文哈哈大笑，他覺得，房子應該與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相協調。沙利文在《稚語》（Kindergarten Chats）一書中寫道：“難道一定要我讓您看到這座法國城堡，這座小型布洛瓦，就在這個街角上，在這兒，在紐約，你才會哈哈大笑嗎？難道一定要等到你看到一位戴著緞面禮帽的先生走出這座城堡時你才會哈哈大笑？你難道沒有幽默感，沒有悲憫感？難道一定要我告訴你，盡管一個人可以在身體上生活在這幢房子裡……但他不可能在道德上、精神上和靈魂上生活於其中，難道要我告訴你，他和他的房子是一個悖論、一個矛盾、一種荒謬？”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的城堡（紐約） 沒有諸如此類的疑慮困擾范德比爾特家族，他們也沒有讓任何事情限制他們對莊嚴高貴的熱心。後來，這個家族的財富也被用來建造紐波特的幾幢宏偉的宅邸，其中最大的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的“聽濤山莊”，它有點像一幢特大型的意大利別墅，最令人眼花繚亂的是威廉·K.范德比爾特的“大理石公館”，它的建築、裝飾和家具據稱花掉了大約1，100萬美元。還有弗雷德裡克·W.范德比爾特位於海德公園的那幢大房子，它的飯廳大約有50英尺長。還有威廉·K.范德比爾特位於長島奧克代爾的那幢“閑暇時光”，共有110間房，45間浴室，一間可容納100輛汽車的車庫。但在所有這些世紀之交的城堡當中，冠軍還得算是喬治·W.范德比爾特位於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市的公爵宮，他給它取名“比爾特摩”。 比爾特摩莊園 比爾特摩莊園也是法國式的，是亨特仿照盧瓦爾河畔的大城堡的樣式設計的。它有40間主臥室，一個棕櫚庭院，一間橡木客廳，一間宴會廳，一間印刷室，一間織錦畫廊，一間藏書250，000卷的圖書室。它被一片種植園所環繞，這片園子逐漸擴大，直至覆蓋了大約203平方英裡，讓范德比爾特有了充足的空間，盡情發揮他對農學和林學的興趣。范德比爾特雇傭了一位名叫吉福德·平肖的年輕人擔任他的林業主管，使後者能夠得以拿出美國林業的典范之作，被稱為“美國大規模森林管理最早的實用范例”。 J.斯特林·莫頓（他是19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的農業部長）以欽佩中夾雜著嫉妒的態度看待范德比爾特在農業和林業上所作的實驗工作。“他雇用的人比我手下的人還要多”，莫頓部長說，“他花出去的錢也多於國會給農業部的撥款。” 一點也不奇怪，當時的一位編年史家思忖道：“考慮到范德比爾特家族在紐約有六七幢豪宅，而且，他們還有數量更多的鄉村莊園，下面的說法似乎是可信的：他們在修建住所上投入的錢，跟歐洲任何王室家族不相上下，只有波旁家族除外。”說到修建巨大的別墅和城堡，遠遠不止范德比爾特一家。戈萊特、貝爾蒙特和伯溫德在紐波特的房子；弗拉格勒在棕櫚灘的房子；古爾德在新澤西州萊克伍德的房子；懷德納在費城附近的房子；菲普斯在匹茲堡的房子——這些還只是20世紀頭十年的百萬富翁試圖在其中過王侯般的生活的少數幾幢巨大建築。 如果你一幢接一幢比較一下這些豪宅富麗堂皇的室內照片——大理石地板，彎曲的大理石樓梯，掛毯，大甕，天鵝絨幔帳，有雕刻和繪畫的天花板，鋪著錦緞的椅子，壁畫，管風琴，盆栽棕櫚樹，以及舉著電燈支架的古典雕像——你一定很想知道，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是否一定感覺到有點不那麽親切。你應該會想起安娜·羅伯遜·伯爾對鋼鐵百萬富翁亨利·克萊·弗裡克的描寫：“在他那幢豪華宅邸裡，坐在哥特式華蓋下的一個文藝複興式的寶座之上，他的小手裡拿著一份《星期六晚郵報》。”這些大理石大廳不僅毫無舒適可言，而且，法國小說家保羅·布爾熱發現，它們的室內陳設缺乏適度，缺乏克制。“太高的大廳裡，地板上有太多價值昂貴的波斯地毯和東方地毯”，在一次訪問紐波特之後，布爾熱評論道，“客廳的牆上有太多的掛毯，太多的油畫。來賓室裡有太多的小擺設，太多的珍稀家具，餐桌上有太多鮮花，太多的植物，太多的水晶製品，太多的銀器。” 百萬富翁們的豪宅，室內之奢華令人怎舌 你還會想起哈裡·W.德斯蒙德和赫伯特·克羅裡在《美國豪宅》（Stately Homes in America）一書中所作的中肯評論，大意是，百萬富翁聘請的建築師們所複製的歐式宮殿和城堡，不單不是私人宅邸，而且也不是公共建築，擠滿了控制著本地區命運的高貴家族的門客和侍從，而且，作為公共建築，它們“按規矩來說可能太豪華了”。在一塊沒有農民的土地上，像這樣一些豪宅是反常的。 有些百萬富翁極力避免宮殿般的富麗堂皇。比方說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盡管他過著真正的帝王般的生活，但他寧願要男人的舒適，而不是大理石的華貴（他的圖書館除外，那是他在世紀交替之後修建起來的，藏有他的一部分珍本圖書和手稿的非凡收藏），摩根自己在城裡的住所位於紐約市麥迪遜大道291號，與其說豪華，毋寧說是寬敞：有十來個仆人就足以把它打理得有條不紊。他位於海蘭福爾斯的鄉村別墅很寬敞，但並不張揚，今天的很多美國鄉村俱樂部都比它要大。他在倫敦的那幢聯排別墅不會讓人想到宮殿，盡管裡面有一批油畫收藏，令荷蘭、法國、西班牙和英國的藝術鑒賞家們歎為觀止。不過，他在倫敦郊外還有一幢相當大的鄉村別墅，在阿迪朗達克山區有一座1，000英畝的莊園，在喬治亞州海岸的吉柯島俱樂部有一套私人公寓，在紐波特有一間“垂釣棚”，在巴黎的布裡斯托爾酒店和羅馬的大酒店有自己的專用套房，是為他專門留出的，他隨時可以使用，而且，除了所有這些住處之外，他還有一艘300英尺的蒸汽遊艇“海盜三號”，充當了他的一個額外的住處，無論是在大西洋沿岸，還是在地中海。（他在尼羅河上還有一艘私人蒸汽船，是為了他的遊樂建造的，只要他在埃及就可以使用。）而且，我們幾乎不能指控摩根小氣，曾幾何時，他想讓“海盜三號”鋪上跟“海盜二號”一模一樣的地毯，但發現這樣的地毯已經不再生產，於是他便下令，給織機裝上老式模板，好讓他定製的新地毯跟原先的圖案一樣。 摩根的“海盜三號” 安德魯·卡內基的偏愛在很多方面也比那些頻繁出入紐波特的百萬富翁們更簡樸。他在第五大道和第91街交界處為自己修建的那幢房子盡管也很大，但他並沒有想方設法讓它看上去像宮殿，它的樣子有一種有所弱化的喬治一世時代的風格。他的遊艇“海風”號，跟摩根的“海盜”完全不是一個級別。但是，在19世紀90年代，他在自己的故鄉蘇格蘭購得了一片莊園“斯基博”，只有在那裡，他才真正地盡情放松自己。最終，這片莊園達到了32，000英畝的規模。在莊園裡居住生活的有兩三百人，卡內基投入了大量的金錢用於修路。盡管他更喜歡不修邊幅的衣著和不拘禮節的娛樂，而且，在斯基博城堡，他幾乎總是穿著一件淡灰色的諾福克短外套和燈籠褲，但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客人們總是在8點鍾的時候準時被“卡內基風笛手”所喚醒，風笛手從很遠的地方走近城堡，繞行一周，然後在臥室的窗下吹響風笛，片刻之後，他們便一邊吃著早餐，一邊欣賞“卡內基風琴手”演奏的管風琴音樂。 卡內基的房子（紐約第五大道） 約翰·D.洛克菲勒那幢位於紐約達裡鎮附近波坎蒂克山的房子（他每年要在這裡住很長時間），也沒有任何富麗堂皇可言。洛克菲勒不講究排場，他的品味是施洗約翰式的，而不是美第奇式的。在他19世紀90年代中期從商業活動中退休之後，他因為健康狀況不好而行動不便，因此在世紀交替之後的那些年裡，他一直以全麥餅乾和牛奶為主食。為了每天必打的高爾夫球，他弄來了一輛自行車，每擊一次球就騎自行車去下一個位置。洛克菲勒的舉動更多地是出於對人身保護的關注，而不是貪圖顯赫的派頭，因為他知道，標準石油公司冷酷無情的方法給自己製造了一些凶狠的死對頭。他在波坎蒂克山所做的事情，就是逐步建造一個巨大的人身圍場，在這個圍場裡，他可以過一種按部就班的平靜生活。 洛克菲勒和他的自行車 這片莊園直到世紀交替很久之後才宣告完工，當時，德克薩斯和俄克拉荷馬兩個州發現了石油，而且汽車也越來越流行，這使得他的百萬家產增加的速度比花掉的速度更快；但這一格局更接近於1900年，而不是他的垂暮之年。就算洛克菲勒自己的房子不是一座宮殿，但他的莊園裡至少有75幢建築，其中有一幢是宮殿；就算他自己一輛汽車用了15年，但他莊園裡的車庫卻建造得足以容納50輛汽車。在他的莊園之內，有70英裡私人公路，他每天下午可以駕車在這條公路上悠遊；有一個私人高爾夫球場，他每天早晨可以在球場上打球；莊園裡的雇員從1，000人到1，500人不等，具體依季節而定。 洛克菲勒的房子（波坎蒂克山） 所有這些，僅僅只是波坎蒂克山一處；洛克菲勒還在萊克伍德有一片莊園，每年春天他在那裡住；在佛羅裡達州的奧蒙德海灘有一片莊園，用於過冬；在紐約的第54街有一幢城市宅邸；在克裡夫蘭的福雷斯特山有一片莊園，他從未去過那裡；在克裡夫蘭的歐幾裡德大道有一幢房子，他同樣從未使用過。大概，從來沒有哪個人資產規模比他更大而生活比他更儉樸。 2 但是，如果說洛克菲勒生活儉樸的話，也還有那些不儉樸的人。當你試著估量那年頭富人當中生活奢侈程度的時候，如果過於緊盯著一些極端的例子，未免有失公平。比如布拉德利·馬丁在1897年初舉辦的那場舞會，據傳，其花費高達369，200美元——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00萬美元；或者是詹姆斯·黑曾·海德幾年後舉辦的那場舞會，斯坦福·懷特把紐約的雪利飯店改裝成了大特麗亞儂宮內部的樣子，擺上了從法國運來的大理石雕像，侍者穿著18世紀的製服，戴著假發，還有法國偉大的女演員雷瓊納和她劇團裡的成員——也都是臨時請來的——登台獻藝。馬丁夫婦和海德先生都錯誤估計了公眾對這種一擲千金的態度，他們後來都去國外生活的事實並非與這一發現完全無關。還是讓我們看看記錄中不那麽張揚，但是更有代表性的部分吧。讓我們去探訪1902年賽季高潮時（即8月底的網球周）的紐波特吧，在此期間，英國的多爾蒂兄弟在紐波特球場打敗了很多最優秀的美國網球選手，只有威廉·A.拉內特在“冠軍挑戰賽”中抵擋住了R.F.多爾蒂的進攻，成功衛冕美國冠軍。 威廉·阿斯特在紐波特的別墅 這周的星期一（8月25日）早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夫婦正呆在位於博留的“家中”，那原本是威廉·沃爾多夫·阿斯特的別墅，他們把這裡作為自己避暑的地方。如果你受到了邀請，並且，“家中”這個詞讓你想到客廳裡的一次平靜從容的閑聊，當你發現自己正通過一個特地修建的拱門（寬25英尺，高18英尺）進入莊園的時候，你肯定會大吃一驚；繼續前行，你便走上了一條燈火通明的通道，沿途有射擊場、黑人舞女、唱歌的女孩、潘趣和朱迪滑稽戲，以及其他帶有遊樂園特征的展示；繼續往前走，你會看到一座臨時劇院，是兩班木匠幹了5天5夜搭建起來的。在這座劇院裡，你會見證第一幕成功的百老匯音樂喜劇《野玫瑰》（The Wild Rose），領銜主演的有瑪麗·卡希爾、埃迪·福伊和艾琳·本特利。紐約的尼克波克劇院關閉了晚場，為的是全班人馬投入這場演出，連同第一幕的舞台布景，也為了取悅范德比爾特的賓客們，而被運到了紐波特。當演出結束的時候，客人們轉入宅邸裡去用晚餐，劇院被打掃乾淨用於跳舞；晚飯後要舉行一場舞會，據《紐約時報》說，有“兩位科蒂榮舞的領舞，以及精心編排的‘花樣’，佩戴的信物漂亮而昂貴”。 兩天之後，奧格登·戈萊特夫人在“赭石宮”舉辦了一場晚餐舞會，有兩支管弦樂隊，以及另一場科蒂榮舞；其中有一種科蒂榮舞的“花樣”需要700朵梔子花，供應這些梔子花給紐波特的花商帶來了很大的難題。據報紙上說，這些梔子花“從一架俄羅斯雪橇”上分發給眾人。就在第二天晚上，威廉·阿斯特夫人在“山毛櫸”舉辦了一場舞會，給她新修建的路易十五式舞廳開張，又有一場科蒂榮舞，領舞的是哈裡·萊爾。 19世紀90年代，保羅·布爾熱曾帶著讚許評論了紐波特生活的幾個方面。他說，這裡沒有高級妓女，因為幾乎所有男人都只是來度周末和度假的，這個地方的生活不適合於隱蔽的親昵關系；這裡也沒有冒險家，因為如果一個人的收入和投資不能大致查明的話，是不會被社交界接受的；大多數人看上去很健康，而不是放蕩的樣子。他的觀點被很多人所接受。這不是一個墮落和放蕩的社群；它有自己的行為和禮儀標準。 為了說明紐波特人看上去很健康，布爾熱描寫了那裡的一個年輕姑娘生活當中的普通一天。9點之前她會外出騎馬；她會準時回家，換好行頭，去遊樂場看網球比賽；接下來，她的馬車會把她帶到一個遊艇碼頭，渡船會把她送到一艘遊艇上吃午餐，四點半左右她會離開遊艇，去看一場馬球比賽；然後，她就會回家，洗澡，換上參加晚宴的衣服，宴會很可能在十點半就結束了，因為很多在戶外活動了一天的人都累得不行，犯困了，這之後，她可能會去參加一場舞會。然而，保羅·布爾熱顯然沒有出席過任何一場舞會。如果他參加過這種舞會的話，我敢肯定，這位敏銳的觀察者定會在一場盛大的娛樂活動中發現他曾在住宅裝飾上所表現的那種缺乏節製。因為這些人的錢多得都不知道怎麽花，他們都在參加一場比賽，比比看誰能夠最有派頭地一擲千金。 上流社會的舞會 這位法國來的遊客沒準會迷惑不解，一個晚上花掉成千上萬美元，為的是讓百十來對男女能夠觀看一部音樂劇的一部分，而在百老匯卻能看一整部戲，而且效果也更好；或者在一個本質上是模仿科尼島的遊樂場上嬉戲一番。但紐波特娛樂活動的特點正是如此，就是要不惜重金把一些根本不屬於某個地方的東西帶到那裡。例如——據勞埃德·莫裡斯說： 貝爾蒙特夫人特意請來中國的工匠，在“馬布爾莊園”的懸崖峭壁上建造一間紅金漆茶室。這間房子華麗而真實，但裡面並沒有泡茶的設備。因此修造了一條微型鐵路，從莊園的餐具室通到懸崖上，其路線被精心栽種的植物所掩蓋，男仆端著盤碟從上面飛快經過，來到這幢油漆的小房子。 在紐約和紐波特的幾幢大宅裡，女主人頗為自己能夠設晚宴招待一百多號人而自豪——只需提前幾個小時通知一聲。當然，這一技藝需要大量的仆人。但仆人並不缺，在某些鄉村別墅裡，仆人的總數可能多達五六十人，包括園丁、司機和馬夫，他們按照他們自己的等級秩序、仿照英國的方式被組織起來。世紀交替幾年之後，一個剛從哈佛畢業的年輕人發現自己要在紐波特的一幢大理石宅邸度過一個夏天，給這家人的兒子當家庭教師。這個年輕人是個熱心體育運動的人，讓他感到沮喪的是，他負責照看的這個孩子根本沒有機會在運動中學會協同合作。一天下午，他發現，管家和其他仆役正在莊園裡一個隱蔽的地方玩英式足球。他心裡惦記的正是這件事情，於是他建議，讓他和他的弟子參加這場遊戲。但遊戲根本就玩不下去。因為，就在這孩子得到球的那一瞬間，敵對的一方消失不見了，這些人是在對主人俯首帖耳的傳統中出生並長大的，不可能主動去阻擋少東家。如果我提到有人能在很短時間裡招待百十來號人晚餐讓人聯想到某種拚湊雜燴的話，那麽我敢向你保證，在世紀之交，一場時髦的晚宴絕無任何湊合之處。那年頭的繁榮，其內在容量是巨大的。很可能要上七八道菜，還有各種不同的酒水。在我為摩根撰寫的傳記中，我收入了一次晚宴的菜單，享用這頓晚餐的是“黃道帶俱樂部”的成員，那是紐約的一家私人美食俱樂部。如今，要想從這份菜單上確切知道上菜的盤碟是不是交替使用、所有人是不是全都單獨上菜，恐怕有點困難，但是很顯然，這是一餐有十道菜的盛宴：牡蠣、湯、開胃食品、軟蛤、羊肋排、水龜、帆背潛鴨、甜食、奶酪和水果——晚餐以雪利酒（而不是雞尾酒）打頭，接下來依次是萊茵葡萄酒、拉圖堡葡萄酒、香檳酒和伍爵園葡萄酒，最後佐以科納克白蘭地（連同咖啡）。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大的胃口被更徹底地滿足；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的觀點看，很難理解這些用餐者如何面對那些帆背潛鴨，除非他們有頑強的決心。 上流社會的宴會 就算“黃道帶俱樂部”的成員們吃得又多又好，但他們至少沒有刻意努力提高他們用餐環境的堂皇氣派。更全面的努力是倫道夫·古根海默作出的，1899年2月11日，他在古老的沃爾多夫-阿斯托裡亞酒店設宴招待50位女士和先生。他的客人們發現，沃爾多夫酒店的“桃金娘廳”被改造成了一座花園，有正在盛開的玫瑰、風信子和鬱金香，有冷杉圍成的籬笆。夜鶯、烏鶇和金絲雀在青枝綠葉間鳴唱（他玩了一點花招，誘使動物園專門為這場宴會借給他一些夜鶯）。餐桌擱在藤架當中，頭頂上吊著一個爬滿葡萄藤的格子架，腳底下鋪著嫩綠的草皮。菜單用金粉畫在刮磨光滑的椰子上；有扇子供女士使用，扇面上描畫著酒水清單。有一些製作精美的香料盒，作為送給女士們的紀念品，男士們的紀念品則是鑲著寶石的火柴盒。為了提供音樂，有6個身穿民族服裝的那不勒斯人彈奏吉他。 這一夜的享受所費幾何呢？10，000美元——每人250美元（這還是1899年的美元，要按今天的價值計算，應該是每人750美元）。沃爾多夫酒店的奧斯卡是這麽說的，他應該很清楚，因為是他籌劃並操辦了古根海默先生的宴會。 對20世紀50年代的某些讀者來說，再補充一句或許並非多余：這些盛大的宴會和精心準備的舞會，並未走任何人的公司報帳。他們是自掏腰包，出自他們自己龐大的個人收入。 3 在那年頭，“上流社會”這個詞所具有的含義比今天更明確。大概在每一個社群，以及在任何一代人當中，都存在社會仿效：有些家庭，或者某些個人，在其他人看來，跟他們交往似乎能讓自己躋身於精英的行列。你會發現，這種仿效在今天以其最尖銳的形式存在於某些大學的聯誼會當中；在成人的社會裡，界線畫得不是那麽冷酷。社群的規模越小、流動性越差，這一現象很可能就越清楚。在大城市裡以及在郊區社群當中（那裡的人口始終在變化），這一現象通常是令人迷惑的，是模糊的。你可以發現大量不同類型的群體，比如古老的、受傳統束縛的大家族，時尚一族，新近才發達起來、其時髦身份尚未被認可的暴發戶，與其他群體接觸，但又不完全屬於這些群體的有良好教養的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最為熱心地支持教堂和慈善機構的商人，生活舒適，但跟其他群體交往不多的第二等級的商人，以及在這個定義模糊的整個光譜上的其他人——其模式在每一個社群中都被民族血統及宗教、專業和商業聯系的因素所改變。關於1900年的社會模式，當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的時候，令人吃驚的是，在大多數社群，它更清楚得多，更簡單得多，階層化被人們更普遍地認可；尤其是，人們對待階層化的態度普遍比今天更嚴肅。 來自英國和法國的遊客將會向他們的同胞解釋：美國的“上流社會”，並沒有集中在任何一個像倫敦或巴黎這樣的大都會中，而是每個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上流社會”；然而，紐約的上流社會尤其突出。1892年，沃德·麥卡利斯特發表了一番著名的評論，大意是，即便阿斯特夫人的舞廳只能容納400人，那也足夠大了，因為上流社會大約只有400人。他的這番話引來了很多人的嘲笑。但也有很多人，在他們看來，麥卡利斯特是在定義這塊土地上最優等、最令人羨慕的一群人的界限。 幾年之前，亨利·克盧斯很過分地寫到了曼哈頓的魅力，聲稱：“紐約……確實是美國偉大的社交中心……這裡有無可匹敵的時尚光輝，有豪華馬車永不停息的滾動，有美國的布洛涅森林——中央公園。”克盧斯堅持認為：“把西部百萬富翁們的妻子打造成熱情洋溢的紐約人並不需要擁有這種生活裡的很多東西，只要買下一幢褐砂石宅邸，然後投身於時尚的潮流，沒完沒了地舉辦和參加招待會、舞會和午後茶會，還有雅致的馬車，穿著紐扣鮮亮的製服的馬車夫，穿著長筒靴的跟班，女仆和男仆，以及大都會生活中其他的附屬物。”克盧斯的狂熱或許有點滑稽可笑，但他所描述的是一個公認的現象。已經在上流社會站穩腳跟的人都在極力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防止被新富們所侵蝕，而新富們在輪到自己的時候，便通過舉辦奢華，但很注意分寸的娛樂活動，以力求獲得認可。有無數的女人覺得，阿斯特夫人盛大宴會的一張請柬，簡直就是一張進入天堂的入場券。 吉布森筆下的社交名媛 關於世紀之交上流社會攀附和排斥的戲劇，最好的材料莫過於查爾斯·達納·吉布森的諷刺畫。在他的畫中，你會一再發現：那個在社交上很有把握，但在經濟上卻毫無把握的漂亮女孩，總是試著在又老又禿的百萬富翁和英俊瀟灑卻一文不名的年輕人之間做出選擇；那個又醜又矮的中年男人，總是被他的女兒和夫人拖去參加招待會，希望能在那裡遇上“如意郎君”；那個外國人的唯一吸引力是他的爵位，但百萬富翁的妻子卻想讓自己的女兒嫁給他；那個削尖腦袋想躋身上流社會的人，其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奢侈的宴會沒人賞光。吉布森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身材臃腫、外表粗俗的女人，獨自坐在一間空蕩蕩的大舞廳的邊角上。這幅畫的標題是“斯蒂爾·普爾的喬遷慶宴”，明顯是暗指19世紀末鋼鐵製造公司的合並在到處製造著新的百萬富翁。關於吉布森的這些作為上流社會注腳的畫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成千上萬的吉布森的仰慕者，心裡其實都牢記著他所諷刺的那些東西的重要性。很難想象，這個紐約人在我們這個時代還能找到對一系列表現社交渴望的戲劇性漫畫如此熱心的觀眾；已經沒多少讀者關心這個了。 斯蒂爾·普爾的喬遷慶宴 同樣的戲劇也在全國各地的其他城市上演著：對社會精英集會的入場券有著同樣的熱心，不管是聚會、舞會、縫紉組、某個地方協會的集會，還是豪門望族的年度舞會。當然，今天它依然以略有改變的形式在繼續著；不同之處在於：嚴肅對待把社會分為三六九等這種把戲的人相對較少，而且，整體現象由於新聞攝影記者、雜談專欄作家、電視觀眾以及渴望公眾注意的餐館老板和演藝人員的偏愛而變得更加複雜。在1900年，上流社會確實是上流社會。他們瞧不起公眾娛樂表演者，他們瞧不起媒體的關注；事實上，甚至有這樣的父親，他們告訴自己的兒子：“一位紳士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只能有三次：出生的時候，結婚的時候，以及去世的時候。”他們自信，他們代表了美國生活當中最貴族的、最顯赫的、最重要的東西。 那是美國女繼承人與外國貴族之間的跨國婚姻的解釋之一，在那年頭，此類婚姻經常出現。第一樁重要的跨國婚姻於19世紀70年代發生在紐約的珍妮·傑羅姆和倫道夫·丘吉爾勳爵之間（這樁婚姻產生了未來的一位偉人溫斯頓·丘吉爾）。到19世紀90年代，跨國婚姻變得流行起來。在1903年11月號的《麥考爾》（McCall’s）雜志上，有一份清單，開列了到當時為止的57樁跨國婚姻，包括瑪麗·萊特小姐與柯曾勳爵，安·古爾德小姐與卡斯特蘭伯爵，以及路易絲·柯賓小姐與牛津伯爵；也是在1903年的11月，梅·戈萊特小姐嫁給了羅克斯堡公爵，聖托馬斯教堂外面的第五大道上擠滿了人，爭相一睹公爵和他新娶的公爵夫人。 馬爾伯勒公爵夫人 這一輪跨國婚姻的大潮有兩個原因。首先，親王、公爵或伯爵們非常樂意在得到一位迷人女孩的同時還得到一大筆錢。有時候，關於金錢的想法並非是人們的胡亂猜測。例如，你不妨讀讀1895年11月6日簽署的一份婚約，那一天，康斯薇洛·范德比爾特嫁給了嘉德勳章騎士、馬爾伯勒公爵查爾斯·理查德·約翰： 鑒於該馬爾伯勒公爵與該康斯薇洛·范德比爾特之間所訂立的這樁婚姻，總價值250萬美元的5萬份比奇克裡克鐵路公司的股票（其4%的年度分紅由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擔保）於今日移交給受托人。在與該馬爾伯勒公爵共同生活期間，康斯薇洛·范德比爾特應該支付上述250萬美元資產所產生的收入，直至馬爾伯勒公爵生命終結，在該馬爾伯勒公爵去世之後，應該將上述托管基金的收入支付給該康斯薇洛·范德比爾特，直至其生命終結。 然而，這樣的聯姻也還有另外一個理由。美國女孩的父母都覺得，跟貴族聯姻將給他們打上值得信賴的貴族印記。就算這個國家在傳統上是民主國家，並且它的《憲法》也明確宣告“美國將不授予貴族頭銜”，那又怎樣呢？當然，有一些在財富和社會地位上都完美無缺的美國人，很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些傳統，並以輕蔑的姿態看待那些攀附貴族女婿的行為；但另有一些人則覺得，美國人實際上組成了一個社會的金字塔，上流社會在它的頂端，在所有方面都算得上貴族，除了沒有貴族的名號；而且，如果這些貴族家庭與其他國家的貴族通婚，這種聯姻就會給予他們真正的貴族價值以恰當的認可。正如有些富有的美國人（盡管他們也很愛國）覺得，最好的藝術和文化都是歐洲的，他們也承認，貴族的徽章也是歐洲的——都同樣值得擁有。確信自己屬於美國貴族沒什麽不好。 4 從這些富裕的喜馬拉雅之巔稍稍向下，有數以十萬計的美國人可以被歸類為有錢、興旺或富裕——其涵蓋范圍十分廣泛，從雖不那麽顯赫但還算成功的製造商、貿易商和生意人，以及頂尖的專業人士，直到中低級企業管理人員、店主、平庸的律師和醫生，以及薪水較高的教授和牧師。很自然，在任何時期，任何一個像這樣包羅廣泛、定義不明的群體，代表了有著如此巨大差異的職業、收入和生活方式，要想把它加以概括都是在冒險。你可能會問，一個1900年的收入為20，00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的60，000美元淨收入，或100，000美元稅前收入）的家庭，跟一個1900年的收入只有2，50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8，500美元的稅前收入）的家庭有何共同之處呢？或者說，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但謹慎地投資於街軌股票的人，他興高采烈地躍升於富人階層，購買了城裡最好的駿馬，但依然在大庭廣眾之下用牙簽剔牙。這樣一個人，跟那些試圖維持一種他一無所知的優雅生活方式的古老家族的成員之間又有什麽共同之處呢？然而，盡管他們種類繁多，但這個群體——我們可以非常寬松地把它看成是中上層階級——的大多數成員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正如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到的那樣。盡管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斷斷續續地經受過嚴重的財務麻煩，但在今天有著類似身份地位的人看來，他們總的處境足夠舒適。 世紀之交的波士頓街頭 你只要把1900年的收入換算成1950年的收入，這一結論的一個理由就立馬變得一目了然。假設生活成本在這段時間裡翻了三倍，你首先想到的數字是：一個1900年年薪為3，000美元的教授，在1950年必須掙到9，000美元才能維持同樣的生活水平；但這一計算沒有考慮到稅收：實際上，1950年的教授必須掙到9，000美元的稅後收入（稅前收入大概在10，000到11，000美元之間），他才能跟上其前輩的生活水平。教授職位的薪水，以這種速度躍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對商業及其他行業的大部分工薪階層來說，情況也是一樣；事實上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如此，除非他非常精明地選擇有價證券，並且非常細心地關注證券行情。大體上，工薪階層以及那些靠遺產或儲蓄為生的人，在經濟上都倒退了，這是累進性通貨膨脹的結果。 跟他們處境相當的孫子比起來，這些人無疑還有一個優勢：他們有更多轉圜騰挪的空間。 因為建築行業的工資——以及建築材料的成本——要比今天低得多，他們可以住在大得多的房子裡。因為仆人的工資也低很多，而競爭仆人工作的人多的是，他們能夠為這些更大的房子配備足夠的人員。此外，他們能省下很多他們大多數後代子孫照例要花掉的費用：汽車的花費（比馬車的花費大很多），諸如電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之類額外設備的花費，供兒女們上大學的花費，很可能還有供度周末或避暑的額外房子的花費。（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那年頭比較富裕的美國人當中，有“避暑住所”的人比今天更少。）所以，其薪水買得起一套有點狹窄的公寓房的人，在當年卻可以擁有一幢在今天看來很氣派的大房子。 現如今，無論你生活在哪裡，你多半認識某條街道，在世紀之交的時候那裡曾有富人的住所，而且打那之後一直沒有被完全重建過。當你在這條街道上漫步走過的時候，你沒準會感到驚訝，任何一個收入並不十分可觀的人，如何能負擔得起生活在這樣大的房子中（其中大多數房子在過去一代人當中被拆分成了公寓）。 例如，就拿波士頓的聯邦大街來說，從阿林頓街到馬薩諸塞大道之間，大體上，今天的樣子跟1900年並無大的不同。不妨設想一下，當年這條街上的居民盡管包括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但沒有哪個波士頓人富到足以佔有所有數百幢磚石結構的4層（包括地下室）樓房。瞧瞧街角上那幢大房子，聯邦大街的那一面有3扇窗戶以上，阿林頓街這一面有4到6扇窗戶。瞧瞧街區中部某幢特別寬的房子，有很寬的台階通向正門，兩側各有兩扇空間充足的窗戶。或者，瞅一眼更多的規模適中的房子——臨街的一面看上去大約有25英尺，正門旁邊只有一扇凸窗；即便是那些更小的建築也有4層（含地下室），大多數建築大約有15到20間房間，外加幾間浴室，以及尺寸足夠大的壁櫥和儲藏室。你完全可以相信，其中有些房子，在1900年是由那些年收入遠遠低於1萬美元的家庭所佔有的——約相當於今天4萬美元的稅前收入或略少。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但在20世紀50年代卻不足以在一座大城市裡最漂亮的大街上支配像這麽大空間的任何東西。這些家庭是如何實現的呢？ 20世紀之初的富裕之家 這裡有一些答案。他們以大約一周5美元的價格雇傭一名廚子，一周3.50美元雇一名女仆，一周3.50美元雇一名洗衣女工，女仆和洗衣工共同完成樓上的工作。他們可能每周請一次清掃女工，一天1.50美元，還可以雇傭同時為其他家庭提供服務的短工，因此他們能夠以每年約80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的2，400美元——的總花銷維持這幢房子。家裡女人穿的有些衣服是從商店裡買來的成品，或者是由專業裁縫製作的，他們有自己的公司，但也有偶然的情況：大多數衣服是請裁縫到家裡來縫製的，一天1.50到3.50美元不等。即使你把論碼購買布料的成本加上去，衣服的花費也不是很大。這個家庭多半沒有馬車，出行靠雙腳，或乘坐有軌電車——或者，在惡劣天氣裡或在節慶的場合，租一輛馬車。 如果哪家的千金小姐想到要找份工作，作為一家之主多半會感到憤怒：難不成自己沒本事養活女兒？但在另一方面，他又為她的教育而存錢。她會上私立中學，但很可能不會上大學，盡管她的兄弟照例會被送去念大學，多半還會上寄宿中學。有了這些各方面的節省，這樣一個家庭將能夠過上寬裕而舒適的生活。因為房子有這麽大，他們將會積累起更多的家業——家具、地毯、裝飾品、繪畫、圖書、瓷器、銀器、亞麻製品，以及五花八門的紀念品——他們的孫子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這麽多家什。 當然，模式在不同的社區、依據不同的個人品味而千變萬化，不一而足。即使是在一排幾乎一模一樣的房子裡，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決不是標準化的。為了著重凸顯跟當前環境的對比，我將描述那種寧願要空間和服務而不要其他舒適的人的生活安排。在更小的社群裡，工資和價格往往更低，特別是在南方，工資更低。跟東部的富裕之家比起來，西部的富裕之家送孩子上私立中小學的可能性更小。但這是舒適富足者當中一般的生活特性。 你還可以補充一點作為腳注：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接近於那種收入更低，卻要以這樣的收入滿足其優雅品味的人。例如，一個年薪2，000～3，00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的6，500～10，500美元的稅前收入——的大學教授，不得不緊盯著每一個鋼兒，放棄很多他覺得是受過良好教育者的自然權利的滿足，但他卻供得起一幢大小適當的房子和至少一個女仆。1896年，當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教授試圖說服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教授加盟普林斯頓的時候，威爾遜夫人為一個年薪3，500美元的教授制定了一份合理的預算。它包括：食物和照明每月75美元，房租每月42美元，煤每月12美元，水每月4美元，以及仆人每月29美元。這裡計算的是兩個仆人，推算起來應該是每個仆人每周3.50美元。 借助精打細算，對一個年收入只有1，50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的4，800美元）的家庭來說，甚至有可能在一個20，000人的小鎮上扮演“上流社會成員”的角色，住在本鎮最好的大街上一幢普通的兩層樓房裡，雇傭一個全職黑人女仆（她的工資是每周4美元），優雅（盡管謹慎）地娛樂，應邀出席最令人羨慕的本地精英的集會。這樣一個家庭根本供不起旅遊，對於汽車時代的我們來說，很難理解他們的生活在地理上受到了怎樣的限制。但在局限之內，他們能夠遵循富裕之家的模式，而沒有太大的不便。 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如今回想起我所描述的任何環境下的童年生活，有時候會帶著一種懷舊之情去看待那些日子。就當時的需要來說，生活似乎要簡單很多，某些舒適宜人的東西似乎也更容易得到。這些人覺得，維持家庭的身份感更容易一些。住房寬敞的人，比起空間局促的家庭，能夠更好地照顧老弱病殘的親屬。事實上，很有可能，我們時代的社會保障問題——廣泛地表達了對養老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的需要——部分源自於下面這個事實：有很多家庭再也沒辦法保護那些通常被認為是依賴他們養活的人——總是住在三樓的某間房裡的老奶奶，或者是藏身於廂房裡的、行為古怪的湯姆堂兄。（當然，今天的問題部分源自於通貨膨脹給積蓄帶來的影響，但更多的是社會觀念革命的產物，而這種革命，正是本書試圖要勾勒的。）即使當你考慮到今天的很多好東西是1900年的富人們（以及那些接近他們的生活方式的人）所沒有的，你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懷舊之情是有根據的。空間和服務達到了很大的量。 然而，我們必須記住，聯邦大街上的那些家庭，他們之所以能夠在自己的大房子裡過上富裕生活，離不開女仆們的微薄薪水，她們住頂樓狹窄的房間，大部分冗長乏味的工作都在那裡完成；離不開裁縫們的微薄薪水，以及建造這幢房子的木匠和泥瓦匠們的微薄薪水，還有在工廠和商店生產和銷售他們所使用商品的工人們的微薄薪水；而且，即使是年收入1，500美元的家庭，其所能夠支配的空間和服務，也離不開低工資。我們還要看到盾牌的另一面。 讓我們轉到經濟和社會光譜的另一端——繞道走近1900年大多數美國人——對軌道另一面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