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更多，壽更長1
1932年，一群社會學家完成了一部厚重的研究美國生活的著作，他們稱之為《最近的社會變化》（Recent Social Changes），在這部書中，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對未來美國人口可能的增長做了一些謹慎的估計。該書指出，增長率看來正在放慢，他們估算，“目前趨勢的延續”將會使1940年的人口達到1.32億或1.33億。結果表明，他們的估算還不算離譜；當1940年過去的時候，實際數字被證明略小一些——想必是由於大蕭條的原因——不過也僅僅是小一點點：131，669，275人。但同樣是在沒有把握的基礎上，社會學家們也對1950年作了預測，而這一回，他們錯得有些離譜。他們預計，1950年的美國人口將在1.405億～1.45億之間（你想必會同意，這個數字已經給誤差留下了相當大的余地）。1950年的實際數字是150，697，361人——比他們估算的最高值還要多出500萬。有一次巨大的、意料之外的、令人驚訝的增長。
這次增長的主要原因是，20世紀40年代的出生率有一次大幅度躍升。把這僅僅歸因於“戰爭與繁榮”——就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樣——似乎過於簡單；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帶來這麽大的膨脹，而且，在更加繁榮的20年代，出生率非但沒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然而不可否認，征兵條例的相關規定（讓有孩子的丈夫延期入伍）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年輕人在面對經年累月的分離——甚或是生離死別——的前景時，自然傾向於趕忙結婚。還有一個因素是，從部隊的非家庭生活退伍回來的年輕男人，以及一直等待他們的女孩，都熱切地希望在退伍安置費和《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幫助下，盡快開始享受家庭生活。在戰爭和關於戰爭的傳聞似乎危及一個人的事業、並威脅到他的生命的時候，不僅有極力抓住任何能夠得著的滿足這樣一種人性化的需求，而且還有這樣一種渴望：想對未來做出某種貢獻，想讓自己的血脈永遠延續下去——或者，即便不是明顯的渴望（因為大多數生育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意外的），至少是暫時弱化了不延續血脈的決心。
戰後那些年見證了結婚率的大幅增長
無論如何，在經過一次長期下降之後，出生率在20世紀30年代一直徘徊在17‰或18‰左右，然後增長到了1942年的20.9‰和1943年的21.5‰；接下來下降到了1944年的20.2‰和1945年的19.6‰（此時，有成千上萬潛在的父親身在歐洲，在太平洋諸島上，或者在茫茫大海上）；再接下來，又突然增長到了1946年的23.3‰和1947年的25.8‰——這之後，又下降到了1948年的24.2‰、1949年的24.1‰和1950年的23.5‰。
毫無疑問，這裡有一種對戰爭的混亂和殺戮的非常有趣的反應。它出現在這樣一個時期，當時，那些更能說會道的知識分子似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生命的危險，個人在未知命運掌控中的無助，以及對人類努力價值的堅定信念的普遍下降，正把人類逼向絕望。出生率的變化，似乎讓人們有理由懷疑，人們是否對未來不抱更樂觀的態度。即使是在美國大學畢業生這一群體當中（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因為不願意生兒育女而受到指責），生育率的趨勢也是向上的；167所大學男女畢業生的記錄表明，到1951年，1941屆的畢業生所生的孩子，比1936屆畢業生在10年之後所生的孩子更多。
家庭制度是否在美國獲得了新生呢？這個想法，在有些人看來似乎是古怪的，因為他們那些注意到了下面這個事實：盡管結婚率——大蕭條期間一直低落——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一直增長，直至1946年的最高點，但離婚率也是如此。不過，那時候的很多離婚，部分原因無疑要歸因於悠閑時期對戰時倉促結合的後悔。如果下面這個說法是對的話：（正如一位憤世嫉俗者所說的那樣）親近和機會是大多數婚姻的主要原因，那麽，缺少親近和機會太多就是很多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了。即便是在40年代余下的那些年裡，離婚率依然比戰前那些年要高——比方說，1949年的離婚率是2.6‰，相比之下，1946年高達4.3‰，而1940年只有2‰，1930年是1.6‰，1920年是1.6‰，1910年是0.9‰，1900年是0.7‰——這或許證明了“婚姻應該持久”這一信念的不斷衰微，但毫無疑問，結婚還是值得要的。
這些數字似乎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對於結婚和生兒育女，40年代的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並沒有像前幾十年很多聰明的年輕人所抱有的那樣憤世嫉俗的（或者說是幻滅的）保留態度。他們並不想無限度地延長單身冒險的快樂。他們並不把婚姻視為中產階級的權宜之計，為的是把傳統的一夫一妻製強加給自由精神。盡管有很多先兆，預示著文明的崩潰即將到來，但他們並不過度驚慌地看待勢必面對這場崩潰的人類總數的增加。不，他們想要結婚並生兒育女，想要生活在一幢農場主式的房屋裡，有洗碗機供夫妻倆共同使用，有電視機擺放在家裡壁爐旁供他們娛樂。他們歷盡滄桑，並認定“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草窩”。
2
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口驚人增長的另一個理由是：死的人更少。國民從未如此健康。
事實上，自1900年以來，這方面的累積變化是巨大的。很多疾病的死亡率，在1900年讓人為之膽寒，如今已大幅下降：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率從181.5（每10萬人）下降到了1948年的38.7；肺結核從201.9下降到了30；傷寒和副傷寒從36下降到了0.2；白喉從43.3下降到了0.4；猩紅熱從11.4下降到了0.1的一小部分——這個數字在1948年代表了全美國僅有68例死亡。既然老天爺不讓人類長生不老，到頭來總得死於某種原因，那麽很自然，像這樣一些令人吃驚的降低，應該會伴隨著變性疾病死亡率的增長，尤其是心臟病和癌症，這些病取代了肺炎和肺結核從前的位置，成為頭號殺手。但最令人影響深刻的，是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1900～1950年間的淨改變：從49歲增長到了68歲。
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極大地提高了國民的健康水平
是什麽導致了這一奇跡的發生呢？是一系列互相關聯的進步：醫學知識、醫學訓練、醫學實踐、衛生條件、公共衛生措施以及公眾對健康原則的一般理解。據艾倫·格雷格博士說：“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家勞倫斯·J.亨德森曾指出，大約在1910年前後，美國的醫學進步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可以說，隨便哪位患者，患有隨便哪種疾病，去谘詢隨便哪位醫生，也有超過50%的機會從這種忙打誤撞中受益。”從那時到現在，醫學職業不僅學會了很多疾病的治療方法，而且還有了一些格外有效的藥物可用，比如磺胺（1935年）、青霉素（1929年發現，但直到40年代初期才投入臨床使用）、像金霉素（時間更近）之類的抗生素，以及革命性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和可的松（直到1948年才付諸臨床應用）。像為防止瘧疾而采取的蚊蟲控制之類的公共衛生措施是如此有效，以至於在1950年，密西西比州懸賞：任何醫生只要找出一例新的瘧疾病例，將獲得10美元獎金，結果一例報告也沒有。我們不要忽視了維生素的發現（始於1913年的維生素A）以及關於維生素的公眾教育對一般公共健康的貢獻；到20世紀中葉，很少有家庭沒有聽說過番茄汁、水果汁、綠色蔬菜和沙拉——牛奶就更不用說了——有特殊的功效。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西蒙斯準將拿出了一份簡潔的統計學比較，它反映了軍隊醫療服務自年輕的哈維·庫欣醫生在巴爾的摩遇到一車西美戰爭傷寒病人以來在效率上所取得的進步。當年，庫欣醫生對自己所目睹的汙穢和肮髒深感震驚。西蒙斯說：“在西美戰爭中，我國軍隊中的病死率大約是每年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一比例下降到了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它只有每年0.6‰。”
日益成功的抗擊傳染病的戰爭，導致了40年代老人數量的大幅增長，使得人們對退休金計劃有了新的興趣，並且——由於工商企業讓雇員在65歲，甚或60歲退休的趨勢依然在向前發展——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超過這一年齡的退休金是否會構成一個太過沉重的負擔，使大多數公司承擔不起。與此同時，出生率的躍升到1950年開始淹沒已經過度擁擠的初等教育系統，並在未來許多年裡使之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於是，當50年代開始的時候，正當掙錢年齡的美國人面臨著這樣的前景：他們不得不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養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的上老下小。
總的來看，美國人不僅更健康了，而且從體格上講，他們的塊頭也更大了。僅僅參考兩次世界大戰的體檢記錄，恐怕很難證明這一點，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頭兩年服役的登記征兵者的平均身高，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新兵體檢的記錄完全一樣——5英尺7.5英寸，盡管1941～1942年的平均體重比1917～1918年的平均數要高出8磅——150磅對142磅。（由地方征兵局歸類為“適於1941～1942年一般兵役”的登記者，其平均身高是5英尺8.1英寸，體重是152磅。）然而，這樣的比較注定有點容易讓人誤解，因為它們涉及根據不同條件所選擇的人，以及代表各種血統的不同比例。對古老血統的富裕美國人當中相對可比群體所作的比較，顯示了塊頭上的明顯增長。比方說，哈佛大學19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的學生，平均身高5英尺8.12英寸，體重138.40磅；20世紀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哈佛學生的平均身高比這高出了2英寸——5英尺10.14英寸，體重比這重10磅——149.05磅。瓦薩大學[20]1885級和1940級學生之間的差距跟這幾乎一樣：1940級的年輕姑娘們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5.1英寸，而1885級是5英尺3.1英寸；平均體重是126.125磅對115.7磅；平均腰圍則略微粗一些：25.25英寸對24.875英寸。（順便說一句，瓦薩大學女生的腰圍在1905年最細——23.44英寸，1927年最粗——26.19英寸。）
這一代學生體格上普遍比他們的父母更強壯
不管獲得精確可比的統計數據有多困難，通過整整半個世紀的普遍觀察，可以肯定的是，兒子往往比他們的父親更高，女兒通常比她們的母親更高，尤其是年輕姑娘們的鞋子，其尺碼往往讓她們的母親目瞪口呆。20世紀40年代，一個從東部女子預科學校畢業的姑娘，回到家鄉當教師，她一臉驚訝地對學校主管談到自己班裡的學生。“他們怎麽那麽大！”她說。“大麽？”主管說，“你見到的是番茄汁一代。等你見到柚子汁一代再瞧吧！”
到20世紀中期，人口統計數據顯示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向西漂移——尤其是向加利福尼亞和太平洋西北海岸漂移。數據還顯示了穩定而連續的遷徙：從農場和小鎮向人口中心遷徙。無論有多少人信奉樸素生活有培養品格的價值、悲歎美國生活的城市化，但似乎沒有人試圖讓它停下來。城市化的背後，是經濟邏輯，因為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工人越來越少，服務業在大社區裡最繁榮；在它的背後，還有機遇——或者想象出來的機遇——的向心力，這種向心力對於有才能的人來說是不可抗拒的。汽車、電話、通俗雜志、收音機和電視不是讓農民和村民們能夠保持跟大世界的聯系從而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麽？是的，但它也給黑格斯敦、帕杜卡或大福克斯的少男少女們帶來了幾乎不可抗拒的邀請，邀請他們去品嘗洛杉磯、芝加哥或紐約的快樂，在那裡，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新聞，那裡的燈光亮同白晝，那裡的魅力有它公認的司令部。
  最後，長期以來，民族大熔爐一直在順利地工作著。由於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移民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隨著在移民大潮期間乘坐統艙飄揚過海來到美國的男男女女一個接一個地走向了生命的終結，外國出生的美國人的數量就穩步減少。在美國的城市和工業城鎮，人們聽到的外國話越來越少。移民的兒女們毅然決然地獲得了美國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第三代——正如一個意大利裔紐約人所寫的那樣，他們擁有“父母說英語的巨大優勢”——已經像“五月花號”的子孫後代們一樣美國化，盡管在後者看來，他們的姓氏依然是外國的。在20年代，體育評論員們習慣於以開玩笑的態度，談論那些越來越頻繁出現在獲勝球隊陣容裡的歐洲姓氏；但是，到1950年，美國人的血統來自五湖四海變得如此理所當然，以至於你會用一句陳詞濫調來評論世界職業棒球（最美國化的運動）錦標賽參賽球員那有趣的姓名組合。這裡是1950年職業棒球錦標賽第一場比賽中獲勝隊擊球員的上場順序：伍德林、裡茲圖、貝拉、迪馬吉奧、米澤、布朗、鮑爾、科爾曼、拉斯基——他們全都是美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