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
  1
  1929年10月24日早晨，美國繁榮那高聳入雲的整體結構啪的一聲裂開了。許多天以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價格越來越快地一路下滑；那天早晨，爆發了一場瘋狂的恐慌。紐約主要的銀行家在摩根財團的總部開會，打算組建一個聯營集團，買進股票，支撐市場。摩根的一位主要合夥人的兄弟理查德·惠特尼於是穿過了大街，去證券交易所的大廳，遞交了以205元的價格購買美國鋼鐵公司股票的訂單；一度，價格出現了反彈。J.P.摩根曾製止過1907年的恐慌。毫無疑問，這次恐慌也會屈服於金融大亨們組織化的信心。
  但不出幾天的時間，事情就很清楚了，指望他們製止這場拋售的洪流，就像指望帕廷頓夫人掃退大西洋的巨浪一樣。拋售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在最糟糕的那天，即10月29日，超過1，600萬份股票被瘋狂的賣家拋向市場。直到11月13日，秩序才得以恢復。
  在短短幾周的時間裡，300億美元的紙上財富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個金額比當時的國債還要大。美國經濟的整體信用結構搖晃得比當時任何人大膽推測的還要嚴重。華爾街領導能力的神話被戳了一個大窟窿。大蕭條開始了。
  起初，工業和商業似乎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每個人都在向其他人保證：沒有什麽真正重要的事情發生，在1930年春天，實際上出現了一次相當可觀的“小牛市”。但到5月的時候，這次迸發便結束了。接下來，開始了一次幾乎是不間斷的、長達兩年的下降，不僅僅是股票價格的下降，而且還有美國商業銷售額的下降——這件事情遠為嚴重得多：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先是銷售的衰退，接著是公司收入的下降，再接下來是企圖通過降低薪水和解雇人員來恢復收入的努力，這一努力將導致失業的增加和銷售額的進一步減少，反過來又導致經營損失的增加，導致進一步的減薪和進一步的裁員，如此這般，一直走向災難的深淵。
  在這讓人找不著北的幾年裡，胡佛總統起初試圖恢復全體國民的樂觀精神，於是把商業主管們召集到華盛頓，並宣布：情況基本上是穩定的，不會出現削減工資。這一招並沒起作用。接下來，他一度毫無作為，相信市場的自我調整過程。這也不起作用。接著，他確信，同時在歐洲爆發的金融恐慌是最糟糕的故障源，於是便組織了一次國際間的戰爭債務和賠款的延緩償付——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努力，但僅僅是使問題暫時得到了緩解。然後，他設立了複興金融公司（RFC），以便把聯邦政府的幫助帶給捉襟見肘的銀行和企業，同時——作為一個原則問題——他堅定不移地拒絕把聯邦資金交到身陷麻煩的個人手裡任其處置。1932～1933年冬天，正當看上去仿佛複興在望的時候，美國銀行體系卻開始失控；就連RFC的解決辦法也不管用。結果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同尋常的巧合之一。那是在1933年3月4日——也就是胡佛離開白宮、富蘭克林·D.羅斯福入主白宮的那一天——美國的銀行體系徹底停止運轉。一個有能力、高智商的總統，信奉被普遍視為開明的正統經濟理論，到頭來卻成了現有體系崩潰的悲劇性受害者之一。
  拋售的洪流（紐約證券交易所一樓大廳）
  於是，羅斯福在他令人振奮、堅定果決的就職演說中宣布：“唯一讓我們恐懼的東西，就是恐懼本身。”他刮起了一股行動的旋風——成功地讓銀行重新開張，啟動了那些生龍活虎、手忙腳亂、常常自相矛盾的改革、救濟和刺激計劃，試圖讓國家在30年代中期始終保持在緊張興奮當中，並至少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複興。
  令人痛苦的失敗，很快就被忘得一乾二淨，無論是個人的失敗，還是國家的失敗；一個人總是本能地把對失敗的記憶鎖藏起來。在後來的那些年裡，共和黨人試圖掩蓋胡佛在經受漫長考驗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個人主義的信徒設法忘掉私營企業曾經摔過的跟頭，愛國者們則極力把國家記錄中看上去像是汙點的東西最小化，這些，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來說，大蕭條跟如此痛苦的記憶緊密聯系在一起，以至於他們試圖（多半是無意識地）把對它的記憶從自己的腦海裡驅逐出去。任何一個在自己的筆下觸及大蕭條的作家，都清楚地意識到，在這個節骨眼上，某些讀者會情不自禁地放下他的書。然而，關於大蕭條，有幾件事情我們必須謹記在心，如果你想理解美國人民後來有多麽幸運的話。
  胡佛與商業領袖們（1932年2月）
  1.無論就其波及范圍還是持續時間而言，這都是一場可怕的崩潰。在1932年中期——1929年崩盤兩年半之後——作為整體的美國工業，其總產出不到1929年高峰時期的一半。在1932年這一年，支付工資的總金額不到1929年的60%，分紅的總金額不到1929年的57%；這些紅利代表了那些更幸運的公司——有人可能會說，是那些對雇員更殘酷無情的公司——的收入，與此同時，作為整體的美國商業，其淨虧損高達50億美元。
  至於股票價格（傳統上它跟工商界的樂觀程度相關聯），不妨看幾個例子。通用汽車的普通股在1929年牛市頂點的時候股價為72.75美元，在大恐慌當中下降到了36美元，1932年低至7.625美元。美國無線電公司的普通股在高峰時期是101美元，大恐慌之後是26美元，最後低至2.5美元。美國鋼鐵公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市場的領頭羊，1929年股價最高的時候是261.75美元，恐慌後的報價是150美元，最低跌至21.25美元。
  1932年，超過1，200萬美國人失業。在工業城鎮，失業人口大得驚人。例如，在布法羅市，對將近15，000個樂意工作，也有能力工作的人所作的挨家挨戶式的詳細調查顯示，其中31%的人找不到工作，有全職工作的人不到一半。與此同時，農民處於令人絕望的困境中，棉花的售價不到5美分，小麥不到50美分，玉米只有31美分。
  這次大蕭條，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古怪現象。如果貼近觀察的話，你就會注意到，大街上的人比前些年更少了，有很多無人租賃的商店，窮人和乞丐明顯多了很多；你到處都能看到排隊領救濟品的窮人隊伍，以及城鎮邊緣大片空地上的“胡佛村”（無家可歸者所居住的用油氈紙搭建的簡陋小屋群）；鐵路列車更短了，豪華車廂更少了；很多工廠的煙囪無煙可冒。但好的方面可看的不多。很多人在家裡乾坐著，試圖保持暖和。
  隨處可見的“胡佛村”
  2.大蕭條是一場世界性崩潰的組成部分：卡爾·博蘭尼精辟地把它描述為19世紀所確立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崩潰。
  3.它從內在層面給千百萬人的余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僅因為他們或他們的朋友失去了工作，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事業化為泡影，不得不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時刻擔心更糟糕的事情發生，在很多情況下幾乎就是食不果腹；而且還因為，正在發生的這一切，在他們看來是毫無道理的。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培養出了這樣的感覺：如果你工作努力而且乾得很好，在別的方面也中規中矩，那麽你就會得到幸運的回報。而現在，失敗、挫折和匱乏卻一視同仁地造訪精力充沛的人和無精打采的人，能乾的人和無能的人，有道德的人和不負責任的人。他們發現，他們的運氣，以一種超出他們理解能力的複雜模式，跟其他很多人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明顯在毫無道理、缺乏公正地發展著。
  即使他們設法藏起自己的沮喪，他們的孩子也會感覺到它，並被打上沮喪的印記。1936年，《財富》（Fortune）雜志的編輯寫道：“如今這代大學生是宿命論的一代……他們不會伸長自己的脖子當出頭鳥。他們保持讓自己的褲子扣緊，下巴揚起，嘴巴緊閉。如果我們相信這種一般狀況是事實的話，那麽可以說，他們是謹慎的、馴服的、沒有危險的一代。”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當中出現了一種持續不斷的傾向，這就是：無論老少，都以憤世嫉俗的眼光看待霍雷肖·阿爾傑的成功法則；懷疑靠碰運氣來實現雄心壯志；以讚許的態度看待不冒險的工作、社會保險計劃、退休金計劃。他們從痛苦的經歷中學會了尋求安全。
  4.大蕭條導致華爾街走下了它居高臨下、傲視蒼生的位置，這個位置，是它在19世紀登上的，並在J.P.摩根的領導下得以鞏固，在他1913年去世之後得以制度化。1929年的大銀行家們不僅沒能製止恐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金融家們普遍沒有能力應對一路下滑的趨勢，他們喪失了對自己的經濟信念的信心，銀行體系本身也分崩離析，這一切都將他們的軟弱無力廣而告之。如果說，1933年之後，他們從前所掌握的權力，一部分已經交給了那些先前對他們畢恭畢敬的大公司管理人員，相當大的一部分交給了華盛頓（它如今成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首都），那麽，這至少部分是因為“自然界裡容不得真空存在”。
  5.大蕭條急劇降低了商人的聲望。最倒霉的受害者是銀行家和經紀人，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從人們尊敬的對象轉變成了公眾嘲弄和不信任的對象——在連續不斷的國會調查中揭露出來的金融欺詐的證據，強化了這種不信任。不過，就連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整體上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他們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在這一下降中，那些認真負責、熱心公益的人，與掠奪成性的人一起受害。
  6.然而，這場世界性的大蕭條——盡管它在德國導致了希特勒的上台，並在很多其他國家似乎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鍾——卻並沒有給美國帶來任何接近於革命的東西。它帶來了經濟萬能藥方的流行——對專家治國的崇拜，厄普頓·辛克萊的EPIC（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亞終止貧窮運動），湯森的循環養老金計劃，以及諸如此類的事物。它讓那位看上去像獨裁者的休伊·朗短暫掌握了地方權力。它帶來了農民破產拍賣所導致的暴亂，一次共產主義者領頭的“進軍”華盛頓，以及1932年短暫而不祥的“補助金大軍”示威。它還見證了共產主義者對知識分子和工會的影響力的迅速增長——盡管不是以他們的選票力量，這一力量在當時依然很小。但是，盡管數不清的美國人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沮喪，可並沒有出現革命——有的僅僅只是按照歷史悠久的老規矩，權力從一個政黨向另一個政黨的轉移。而且，盡管羅斯福的新政引入了改革和管制的大雜燴，以及對所謂“經濟規律”的乾預，但只有少數人——一方面是華盛頓官僚機構中某些過分樂觀的狂熱分子，另一方面是少數憎恨本屆政府的死硬分子——認為這些改革是在給美國的政治或經濟結構引入一次徹底的變革。
  在國會大廈門前安營扎寨的“補助金大軍”
  1933年12月31日——在羅斯福上任不到一年的時候——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他寫道：“您讓自己成了每個國家那些試圖通過在現有社會制度框架之內的合理實驗來治理罪惡的人的受托人。如果您失敗了，全世界都會對合理的變革產生嚴重的偏見，讓正統和革命去一決雌雄。”正如事情的結果所表明的那樣，並沒有讓正統和革命去一決雌雄。現有社會制度框架之內的實驗是當時不得不做的事。再一次，正如在美國良心反叛期間一樣，面對國家機器中已經顯示出來的毛病，美國的應對方式依然是：在讓機器保持運轉的同時，進行一連串的實驗性修補——通過美國傳統的政黨機器來做這事。
  蠔灣羅斯福家族與海德公園羅斯福家族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上的冷淡，不應該讓我們忽視富蘭克林·D.羅斯福和他妻子的叔叔西奧多·羅斯福在處理政治事務手法上的驚人相似。這兩個人都很有錢，都發自內心地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盡管他們自己屬於強勢群體。都是精力充沛、富有魅力的人，盡管西奧多更粗獷，而富蘭克林更親切。都對人——各種類型、各種處境的人——有著非凡的興趣。他們都沒有系統化的經濟哲學；在設計他們的政策和計劃的時候，都是靠聽來的調子演奏；而且，他們都認為經濟問題本質上是道德問題。在各自的時代，他們都非常適合在沒有意識形態或暴力革命的情況下給國家帶來變革。
  2
  這裡，我們沒有必要詳細複述人們耳熟能詳的新政故事：國家如何在1933年春天為羅斯福那令人信服的、富有傳染性的信心而歡呼、而興奮。他如何在自己的第一次通過廣播電台播送的“爐邊談話”中——當時銀行依然關著門——向人們傳達了一個平靜的保證：它們能夠順利地重新開張——不久之後，它們確實重開了。在瘋狂的頭一百天裡，他如何以破紀錄的速度，讓國會通過了一大堆倉促準備的立法。當他繼續推行他的改革計劃，胡亂制定黃金價格，並由於哈裡·霍普金斯通過WPA（公共事業振興署）向數百萬家庭提供救濟而使聯邦赤字大幅增加的時候，保守派和一般意義上的富人是如何對他大發雷霆。他如何接連把兩個智囊團聚集到自己身邊，這兩個智囊團都是由一些聰明而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所組成，他們為他提供經濟觀念和演說的彈藥。他如何在1936年打敗共和黨人蘭登，如何在1937年與最高法院爭吵，如何面對並戰勝——在更多聯邦支出的幫助下——1937～1938年間的急劇“衰退”。隨後，歐洲上空日益迫近的戰爭陰雲如何讓他把注意力從新政的目標上轉移開來。我們只需指出這樣一個冷酷的事實：在任何時候，新政都沒有導致繁榮的完全恢復，這樣的恢復，要到1940～1941年間國防開支進入快速擋的時候才出現。
  羅斯福在簽署《社會保障法》
  但在很多方面，新政永久性地改變了美國經濟的性質，我們不妨稍停片刻，看看它所導致的某些變化，以及它所釋放的某些力量。
  首先，它改寫了美國經濟遊戲的很多規則。比方說，為了防止19世紀90年代的金融蠢行的複發，新政使商業銀行與證券業務相脫離，禁止在沒有詳盡披露相關事實的情況下發行有價證券，限制證券交易的聯營，設立了一家監管證券交易的聯邦機構，並拆掉了公用事業公司中更不合理的控股公司結構。不僅有了新的規則，而且在許多關鍵點上，聯邦政府著手作為中間人來解釋和強製推行這些規則。其次，作為弱勢群體的保護者，新政廣泛地介入了經濟遊戲。例如，因為一個老式遊戲規則——供求規律——的運轉看來在損害美國農民的利益，新政便托高然後又保證了農民所得到的價格。（其反常的結果是，美國農民——就性情氣質而言他們是保守的——由於他們的經濟生活完全依賴於政府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制定的政策而變得不獨立。）類似地，通過胡佛的複興金融公司（RFC），新政繼續支持了境況不佳的公司；作出安排以防止接近破產的公司走向倒閉；幫助農場擁有者和房主支付他們的抵押貸款；為新住宅計劃的融資作擔保；給銀行儲戶上保險；通過社會保障法給失業者和老人以一定程度的幫助；為勞工制定最低工資和工時的法律。
  所有這一切，就仿佛華盛頓在說：“很多人似乎不正是因為經濟規律不受阻礙地運轉而上當受騙麽？那好吧，我們就通過津貼、擔保或保險來加以彌補。”簡言之，盡管新政並沒有廢除市場作為價值與回報的決定因素，但它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市場。
  第三，新政通過大規模地修建水壩、大橋、公園大道和運動場，甚至通過讓接受救濟的人從事五花八門的事業（這些事業都經過細心的策劃，使它們不至於干擾私營企業），從而進入了積極刺激就業的行當；而且，它還創立了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其所從事的工作包括私營電力公用事業、防汛抗洪以及教會農民某些土壤保持的原則。
  第四，新政向組織化勞工發出了前進的信號。直到這一時期，一些看來似乎是授權集體談判的法律——比如《克萊頓法案》——依然頻繁地被法院宣布無效。但如今，緊接著1932年的《諾裡斯-拉瓜地亞反禁令法案》，出台了1933年《國家工業複興法》的7A條款，以及——在該法案被最高法院否決之後——《瓦格納法案》。對組織工會的授權是清楚而明確的，於是出現了一次加入工會的熱潮。1935年，約翰·L.劉易斯組建了產業工會聯合會（CIO），該組織在被逐出美國勞工聯合會（AFL）之後，便成為一個專搞產業工會的競爭性組織。CIO進入了迄今尚未組織工會的重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並且，緊跟著發生了一場令人恐懼的鬥爭：頑固守舊的雇主們花了數不清的美元雇傭工業密探和惡棍無賴，憤怒的工人則組織了暴力罷工。在1936年秋天至1937年春天這幾個月的時間裡，美國有將近50萬男男女女停下了他們手裡的工作，其所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共產主義組織者所培育並被其他組織所接受的新式的——而且是非法的——靜坐罷工。但在緊張局勢的高潮時期，美國鋼鐵公司董事會主席米倫·泰勒自願與CIO的一個單位締結了一份盟約；盡管一些小鋼鐵公司在繼續鬥爭，但有一點很快就清楚了：組織工會已經勢在必行。
  如臨大敵的警察與閑庭信步的罷工者
  到這十年結束的時候，美國工會成員的數量已經從1933年的不到300萬攀升至將近900萬；早些年做夢也想不到加入工會的辦公室職員發現，他們自己也在組織起來，並威脅要罷工；管理層和他們的雇員發現，他們之間被一道互不信任的高牆分隔開了；而且，部分是因為工會的壓力，工商業中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比這十年開始的時候大約縮短了5個小時（有人估計從49.3小時縮短到了44小時），雙周末正在成為標準。
  通過它對勞工的總體上的同情，新政釋放出了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後來所說的美國經濟中的“抗衡力量”——這股力量起到了與企業管理層相抗衡的作用，並暫時產生了數量多得可怕的摩擦，導致了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使之向下惠及更低的收入階層。
  最後，新政還試圖做控制整體國民經濟的工作。它拋棄了自動運轉的金本位，引入了某種接近於“管制貨幣”的東西。它拋棄了“政府的首要職責是平衡其預算”的觀念，信奉凱恩斯的“赤字開支”的觀念，連同這樣一種高度樂觀的想法：壞年頭的財政赤字將會被好年頭的盈余所平衡。無論這樣的夢想裡潛藏著怎樣的內在危險，至少，下面這樣一種觀念已經牢固地確立了：華盛頓當局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操縱它們的開支和它們的財政控制，使得經濟能夠平穩地運行。
  看得見的“新政”之手（羅斯福在簽署文件）
  所有這些干涉——改革措施、補助金和擔保，公共事業工程，對勞工的激勵，以及試圖從總體上駕馭經濟的努力——其結果肯定不是社會主義的秩序，至少不是那種古老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府接管工商業的管理。因為種類繁多的公司的經營管理依然掌握在私人手裡。（盡管它如此頻繁地受到規章制度的限制，被收稅所糾纏，遭到工會的反對，以至於很多管理者都覺得自己成了政府和勞工的俘虜。）它也不是自由經濟的秩序，至少不是那種古老意義上的自由經濟：每個人的經濟命運取決於公開市場上買賣雙方的行為，而政府只能袖手旁觀，就像赫伯特·胡佛在1930～1931年間那樣袖手旁觀一樣。它是這兩者之間的某種東西：你可以稱之為一種經過修正和改良的資本主義，在這樣的體制中——回到我們早先的比喻——政府將作為裁判不斷地吹哨，並跑上場處罰這個或那個參賽者，或者為一支遭到緊逼的球隊丈量15碼得分線。
  就此而論，這種新秩序在任何廣泛的意義上也不是羅斯福和他的智囊們所計劃的。它幾乎是互不相乾地設計出來的各種措施的大雜燴；其結果是，幾年之後，美國的經濟不大像是一幢新的、更宏偉的大廈，倒更像是一幢經過大范圍改造的老房子，這裡換了新屋頂，那裡添了新耳房，部分地板下面加了新的支撐，以及大為擴充的服務人員。
  這一新秩序似乎也不是運轉得特別好。誠然，災難被充分轉移了，很多長期被幸運所拋棄的人被給予新的希望。但直到戰爭的陰影開始加深、美國開始為防禦而興奮地武裝自己的時候，這一新的、混雜的美國體系才真正開始運轉起來。然而，20世紀30年代這嚴酷的十年，給美國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遺產，對他們的未來有著重大的意義。
  其中第一筆，也是最基本的一筆遺產，是這樣一種觀念：個體美國人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全都在同一條船上”。此前從未有過一場民族危機如此強烈地挑戰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研究政府的學者和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公民的下列能力：找出他們的同胞身上究竟在發生什麽，他們如何不同程度地受到華爾街的銀行家、底特律的製造商、華盛頓的立法者和官僚主義者的行為的影響，以及，他們如何日複一日地生活。在1930～1931年間，當我在撰寫一部關於20年代美國的非正式歷史《大繁榮時代》（Only Yesterday）一書時，我最好的材料來源是這一時期的日報和雜志；我真正需要參考的報道或評估方面的書籍可以排滿整整一個書架。1939年，我寫了一本關於30年代的類似的書《大撕裂時代》（Since Yesterday），這一回，我可以利用的書籍——假如我有時間和精力的話——足足可以裝滿一座大圖書館的大樓，民意調查員、社會分析家、經濟統計學家以及從事各種調查研究的作者們，一直在勤勉不懈地調查他們同時代人的生存狀況。在大量的男人和女人當中（不僅包括學者，而且也包括相對而言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還有一種傾向也很明顯，這就是一種帶有半神秘色彩的對美國人的信任——這種信任，由於這些人成功地安排其事務的能力經受了如此嚴峻的考驗而更加引人注目。這就好像處於不同環境、有著不同出身的男人和女人，在發現他們的命運緊密相連之後，便開始帶著一種全新的理解，互相尊重對方，並發現，總體上他們也互相喜愛對方。這種信任盡管跟當時的政治摩擦和社會摩擦相衝突，但這種衝突很難衡量，其持久性也是不確定的。但我很想知道，本書的很多讀者在回想起他們對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反應時——回想起他們在享受噴泉、照明樹、焰火、從建築兩側飛流直下的人造瀑布、通用汽車的概念車型、姑娘們的水上華爾茲以及花裡胡哨的雜耍表演的時候——是否會記得一種發自內心的興奮感，對這種感覺，如果要付諸言辭的話，他們可能會說出像下面這樣的話：“所有這些東西，無論是美麗的還是愚蠢的，都以它們各自的方式反映了這個國家的1，500萬人民，這是一個友好的、善於發明創造的、內心充滿希望的民族，他們發現，他們的命運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每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
  20世紀30年代的另外兩筆遺產，建立在第一筆遺產的基礎之上，也是對它的補充。一筆遺產是這樣一種觀念：如果個體的美國人陷入了困境，那麽，通過他們的政府施以援手就是其余人應該做的工作。另一筆遺產是這樣一種觀念：進行守望，別讓另一次大蕭條出現，也是他們該做的工作——依然是通過他們的政府。每一種觀念，都是在經過多年的陣痛和激烈的爭論之後產生的，到1940年被絕大多數人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至於他們是否能做到，尚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