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善察明辨幕僚人众 我们知道朋友是你的另一个生命，良友都该是善良而睿智 的。当你和他们在一起，会所得很多，许多事情也变 得顺遂。 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成大事光会交友是远远不够的，他必 须会识辨人才为已所用，有时候其他人看重你，或许会是因为你的良友的价 值，你须善用这种价值。一位真正的朋友只有心中觉 得你好时才可能当面也说你好。要打动一个人，最好 的办法是真诚无私地帮助他，如果能以朋友待人的方 式待他，所得会更多。我们所拥有的绝大部分东西都 须经由他人的配合，当你面对分裂时，须三思而后行。 身在名利场，要么与朋友打天下，要么与敌人结为临 时伙伴，此外别无选择。认真选择良友，他们中的有 些人将使你获益终生。 因慎交一友而成名，因**一友而致败，这一点亳 不夸张。真正有益的朋友、是那些乐意帮助你，而且 有力量帮助你的人。认真选择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 将是你终身都可依赖的人。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珍 惜。处在某个位置上，非要得罪某人不可时，也尽量 不要是在困难时期帮助过你的人。好的朋友不完美， 但诚实。在钱财生意上不要轻易与朋友合作，得到金 钱，随之也失去了朋友。朋友之间的摩擦损耗的是心 灵的力量。推床脱颇，谢不罪系，非君子不能为也。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 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 国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 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 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 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 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 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 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 （1**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凡欲起而 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 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3）经 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 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 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 容闳当即问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 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 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 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 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 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 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 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 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 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 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 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 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 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 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 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 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 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 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 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 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 经商获利之后，办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 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 成，要么赢得万贾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 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凡事都要靠人才才能成 功。才学高的人必定能任用贤才，并因而使自己的成 就更加伟大。推而广之，能把天下的人才合于一处， 这样就可以平定天下。”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 则又可为互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 与幕僚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 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 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 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 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 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 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 反对 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 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 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 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 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 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 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 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 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 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 赫，威震天下，遂被视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 拜。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 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 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仕林，但却仰慕曾 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认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 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 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 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 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 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 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 每办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 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 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们占有一 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的刘邦在向诸将 解释为何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 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猪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 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 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犹有筹饱之劳，可 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公元1**0 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公元1**4年）六月，四年之中 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 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 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功劳的排名绝对 不次于前线英勇善战的将领，绝非夸大之话，至于曾 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 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争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应变识人同样也是曾国藩变术的一环，身处官场， 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 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 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曾国藩以其独 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 经典手段。譬如曾国藩择刘蓉、交郭嵩焘，网罗人才、 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 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变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 何愁仕途不畅。 成功语录：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乃一生成败之所系。 六、集思广益，心诚为上 诚者，圣人之本，人极则诚，诚极则圣。诚心是自处之道，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诚信是待人之道，专守一“诚”字，则无人不可以为友，忠诚是报国之道，以“血诚”相标榜，一呼云集，无往不利。 曾国藩对待幕僚“以礼视之”， 他重视幕僚的意见，善于“兼听则明”，同时他也 给予幕僚 适当的自我发挥空间，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前台”，甚至 让他们独挡一面。 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 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 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 专家无不毕集”。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 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 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祺、郭焘、邓辅纶、 李鸿裔、钱应溥、陈鼐、许振辰、向师埭、黎庶昌、吴汝 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 用，或甫人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麟、 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瀚章、陈兰彬、李榕、王定 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 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这有吴敏树、 吴嘉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夏燮、王保运、曹耀 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碱、李善兰、汪士铎、华衡 芳、徐寿、戴望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 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 所长者”，这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 墀、何源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 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 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 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 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 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 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 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 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 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是故事须才而立。才大者 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 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 夫拾决。” 在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同幕僚之间都相互 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 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 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 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 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 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 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 （公元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 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 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 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 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公元1**0年）秋，是 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 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 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 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 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 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大危机。不久，下安 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 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 意见，设“制器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 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 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人相助 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 宗棠共事，“则以其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 之不逮。”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且再三叮嘱： “协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 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 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 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 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 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 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 一些。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 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 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 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 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程度不同地受到曾 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 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 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 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 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 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 馈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几大帅所 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 取怀而子。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至于那些才思敏捷， 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 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 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 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 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 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 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 力”。 所以说，曾国藩能够“位极人臣”而享誉后世， 其幕僚功不可没，但同时曾国藩也影响了这些 幕僚，为他们以后 的通达也作出了有力的铺垫，可以算是“一把双刃剑”。 成功语录：以礼视之；兼听则明。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