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齊桓公興衰 齊桓公（？—公元前643） 春秋時齊國第15位國君。他推行改革，齊國逐漸強盛。他北擊山戎，南伐楚國，成為中原第一個霸主。他晚年昏庸，最終在內亂中餓死。 公元前第七世紀，在齊國的國都臨淄，有一場關於國君用人的大辯論。 辯論的甲方，當然是 齊桓公薑小白；辯論的乙方，為他的上卿管仲。此時的薑小白，已是天下諸侯的霸主，不大可能理會針對他的任何討論。但管仲卻例外，他提出來要統一認識，“春秋五霸”之首 齊桓公也隻好點頭。 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裡，這樣評述這對君臣：“薑小白的霸業即管仲的霸業，薑小白只是軀殼，管仲才是靈魂。但薑小白更為偉大，因為他能任用管仲。”後面這句話讓我們了解：領導，說到底，一是謀略，一是用人；更高的領導，連謀略都不必放在心中，只要用對人就行了。 齊桓公的偉大，就在於他用了管仲，而且，這個管仲曾經反對過他，差一點將他一箭射死，但他能夠放下仇恨，不計前嫌，給予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膽地使用。管仲的謀略，使地處偏僻的齊國成為諸侯的霸主，薑小白風風光光地過了四十多年輝煌歲月，不但諸侯，不但周王朝，甚至全中國都視他為共主，以他馬首是瞻。 用一個反對過自己的人，而且重用，更忘掉昨天一切的不快，這樣的最高統治者不偉大，還有誰當得起這樣的讚譽呢？ 用人，用什麽樣的人，怎麽樣去用人，既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存亡興廢的根本大計，也是一個關系到地方、單位、機關、部門成敗治亂的大政方針。無論南面為王的國家最高統治者，無論各級領導、大小主管，握有一定權柄的人；不管其本事大，或者不大，不管其水平高，還是不高，只要他善於用人，敢於用人，用對了人，用好了人。在國家，則是成功的領袖；在軍隊，則是出色的統帥；在地方、單位、機關、部門，則是優秀的領導幹部。相反，這個人，也許極有本事、極有水平，但用人不當，所用非人，其至用了奸人、佞人、小人、壞人之流，早晚要出問題，而且必然是大問題。所以，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這句話深中肯綮。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對於握權的人來說，用人是絕不能輕略的頭等大事。 齊桓公在得到這個國君的位置前，與他弟弟薑糾同時流亡在國外避難，一在魯國，一在莒國。這時的管仲是薑糾的謀士，自然也是薑小白的反對派。公元686年，公孫無知殺從弟齊襄公自立；次年，齊大夫雍林殺公孫無知。齊國大亂，國君空缺，這兩兄弟聞訊之後，都由庇護國往臨淄趕去，誰先到達都城，誰就繼承這個國家的統治權。 管仲是一位謀略家。第一，知道薑糾不是薑小白的對手；第二，魯國離齊國雖近，走的是山路，莒國離齊國雖遠，卻是一馬平川；於是，第三，管仲先行一步，單槍匹馬，搶在途中，攔住薑小白一行人，說是有緊要機密大事，必須面覲陳辭。誰知薑小白的車隊剛剛停下，未及對話，說時遲，那時快，管仲挽弓射箭，一箭飛了出去。眨眼工夫，薑小白應聲而倒。其實，這支箭偏巧碰在他腰帶的扣環上，僥幸不死。命不該絕的薑小白立刻佯死，要知道，那也不是一個等閑之輩，早聽說管仲的箭術厲害，怕他再補一箭，那可就真的要命了。他立刻做中箭狀，倒在座駕上，口吐鮮血，不省人事。管仲以為穩操勝券，不慌不忙地離去。誰知他前腳走開，薑小白策馬揮鞭，以最快速度到達都城，接管了前政權。 勝利者從來嘴大，薑小白向庇護其弟的魯國發出通牒，必須在某月某日之前，交出一個死的薑糾、一個活的管仲，否則，沒有好果子吃。魯國是小國，豈敢得罪大邦，隻好捏著鼻子照辦。大家都以為薑小白饒不了管仲，非報此一箭之仇不可。誰知他做了一個讓全國都跌破眼鏡的決定，談了個通宵達旦以後，任命管仲為上卿，公示天下。 春秋時代，接連興起五個霸主，史稱“春秋五霸”。“五霸”的第一霸為 齊桓公，即薑小白。他所以能夠被周王室稱為侯伯，伯即霸，為諸侯之霸，就在於他這個用對了人的決定。其實，薑小白對管仲這一箭，也不見得不懷恨在心，但政治家算大帳，他的謀士鮑叔牙說得再透徹不過，你的願望只是想當齊國的國君，你用我為你的上卿就夠了，如果你的心胸中不僅只有齊國，而懷有天下的話，那麽你就必須借重管仲。於是， 齊桓公沐浴焚香再三，親迎於郊，尊之為“仲父”，請教強國富民之術、稱霸諸侯之道。 由於管仲的輔佐，改革齊國之經濟、內政、軍事、政治制度等，對內“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實行富國強民政策。在外交上，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幟，使處於式微的周室，得以有一份名義上的中央政府的虛榮，而使自己實際上成為諸侯的領袖，這些都是管仲制定的治國圖霸方略。按《史記》的說法：“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看起來，齊國能在公元前7世紀的上半葉，稱霸將近半個世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這次在臨淄發起的用人大辯論，應該是在管仲死前的第三年或第四年進行的。 管仲逝於公元前645年（ 齊桓公四十一年），在此以前，他的健康狀況日益不佳，也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看到功成名就、天下歸心的 齊桓公已經達到他人生的巔峰狀態。太得意了，太滿足了，太成功了，當然也就太驕傲了。不論誰，上至國君，下至草民，一驕傲就頭腦膨脹，就不知所以，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使處於病痛中的管仲，對這位國君，乃至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一個過於自信的人，常常聽不進去別人的反面意見；相反，卻往往迷戀於別人對他的甜言蜜語中，陶醉於別人對他恭維捧場中。而且，管仲注意到在 齊桓公的周圍，出現了易牙、豎刀和公子開方等曲意阿附，投其所好，巧言迎合，討其歡心，漸漸對其產生影響，步步起到作用的親信集團。 於是，有了這次歷史性的用人大辯論。 甲方的 齊桓公問：“將何以教寡人？仲父！” 乙方的管仲回答：“請允許我向您建言，您身邊的三位寵臣——易牙、豎刀和衛公子開方，作為陛下私下的親近朋友，當無不可。但我還是建議您盡可能地疏遠他們，如果做不到這點，至少從今而後，切不可讓他們掌握政治權力。” “這該怎麽講呢？” “因為他們的品德，不可信；因為他們的言行，不可靠；因為他們的動向，不可測。所以，對他們的未來，不放心！” 齊桓公哈哈大笑：“仲父啊仲父，你太過慮了。”他告訴管仲，這三位親信能夠得到他的信任，能夠受到他的寵遇，能夠討得他的歡心，是因為，他注意到了多年以來這三位好戰友對他的忠誠，對他的唯命是從，對他的那一種無所顧惜、自我奉獻的精神。他說：“易牙，是一位烹飪方面的行家裡手，他總是在我想什麽東西的時候，端來我正好想要吃的東西。哪怕半夜三更，我的胃口有一點吃的欲望，易牙肯定會適時地送來美味佳肴。有一次，我對易牙說，天底下的東西我都吃遍了，唯一沒有品嘗過的就是人肉了。當天的晚餐桌上，就有一盤異常鮮美柔嫩的蒸肉。易牙告訴我，這就是我想吃的人肉，而且還是三歲小孩的肉。我問他，你怎麽能知道這盤肉，是一個三歲的孩子呢？易牙說，那是我的兒子。我說，這怎麽可以呢？易牙說，忠臣心目中只有君王，為了君王，是不必顧惜家人的。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猶可疑乎？”接下來， 齊桓公又誇獎豎刀：“這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了不起，就是他的不惜犧牲自己、心甘情願地割掉了傳宗接代的男根，這是何等舍己為人的高尚品質啊！他為了服侍寡人，為了貼身效勞寡人，為了能進入宮廷效忠寡人，自願接受宮刑，成為太監，成為宦官，這可不是誰都能做到的。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乎？”然後，他又說到公子開方：“這樣一位衛國的貴族，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15年來追隨寡人，連家都沒有回過一次，這樣的忠貞之士，怎麽能夠不信任，不重用呢？” 對於管仲的答辯，柏楊先生是這樣綜合起來寫的：“人性是這樣的，沒有人不愛自己超過愛別人，如果對自己身體都忍心殘害，對別人豈不更忍心下毒手！沒有人不愛自己的兒女，如果連自己的兒女都能下得狠心，他對誰下不得狠心？沒有人不愛自己的父母，如果十五年之久都不想見父母一面，連父母都拋到腦後，對其他的人又有誰不會拋到腦後？”薑小白問：“這三個人在我身邊很久，你從前怎麽不提？”管仲說：“國君在私生活中，應該享有他的癖好，否則國君便沒有絲毫樂趣了，但這些癖好，必須不干擾到國家大事。我死之前，還可以防止他們；我死之後，恐怕他們會像洪水一樣地潰決堤防。”薑小白一生都在管仲的指導之下，只有這件事他大大地不以為然。 據注釋《史記·齊太公世家》的顏師古所雲，這場辯論，盡管 齊桓公大不高興，但他還是在口頭上答應了管仲，將這三人逐出宮外。“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召反。”因為管仲已死，再也無人敢於進言諫阻。而且，他完全置當年那場用人大辯論於不顧，不但將那三個奸佞找回來，還予以重用。 薑小白平生好色，有夫人三，“如夫人”六，公子十又余人，平時恃驕持寵，相互傾軋，埋下他死後的動亂之本。公元前643年，管仲死後的第三年，薑小白——這位諸侯之伯，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霸主，是怎麽也想不到自己會死得這樣難看。他一斷氣，他最欣賞的、最依賴的，也是最後放心將國家托付給他們的這三位親信——易牙、豎刀和公子開方，各各擁立公子，拉幫結夥，爭位相殘，內訌不已，一個個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之際，完全忘記他們的父王還停屍在宮中，根本顧不得收殮，沒有一個人想到應該讓死者入土為安，只知道像一群狼一樣在廝殺，在咬齔，在爭奪，在打得不亦樂乎。 《史記》中有一段精彩的注釋：“公有病，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也。” 齊桓公直到最後一刻，才想到自己沒臉在地下去見管仲。 一個極其成功的人，最可怕的敵人其實就是他自己。在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曾經英明過、賢明過、聖明過的君王，最後都難以幸免走向自己的反面，著實令人為之痛惜。而在製造這種命運悲劇的過程中，最常見的敗局，就在於用錯了人。由於極其成功的人，也是極其自信的人；由於極其自信，自以為是，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這樣的人通常不肯認錯，尤其不會改錯，甚至明知錯了，也要錯到底。因此，也就隻好眼看這個極其成功的人，一條道走到黑了。 史稱：由於宮廷作亂，無暇殮其屍，以致薑小白的屍體擱於宮中達67天（或說三個月）。腐爛不堪的屍首，隻蒙著一扇門板，蛆蟲都溢於戶外。從此，齊國中衰、失霸。 歸根結底， 齊桓公之死，怪不得別人，英雄末路，是他自己所走；壯士折節，是他自己作踐。這就是說， 齊桓公霸業之興，在於他用對了人；同樣， 齊桓公霸業之衰，也在於他用錯了人。薑小白的一世英名，最終敗壞在他所寵幸的佞臣易牙、豎刁和公子開方身上。 用人，是必須慎之又慎的事情。 晏子破局 晏子（公元前578—前500） 春秋時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聰穎機智，能言善辯；內輔國政，屢諫齊王。他出使不受辱，捍衛了齊國的國格和國威。 晏子是春秋時代齊國很賢明的宰相，也是個成功的外交家。有一次，他出使楚國，楚王熱情地招待了他，正喝得興高采烈之際，兩個警衛人員押解著一個嫌犯進得門來。顯然，這是狡猾的楚王做出的精心安排，想達到屈辱來訪使節的目的。因為晏子的名聲很大，他不但善於治理國家內部事務，在外交上也是一位縱橫馳騁於列國之間的談判高手。孔子都讚揚過他的外交成就：“善哉！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於千裡之外，晏子之謂也。” 楚王假惺惺地問道：“你們綁來這個家夥，是怎麽回事呀？”下面的人回答他說：“這是齊國人，是個慣偷，行竊時被我們當場抓獲。”楚王聽後，轉過臉來問晏子：“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多起，我不禁要問，難道貴國的人，具有偷盜方面的天性嗎？” 晏子連忙站起來，很有禮貌地回答楚王：“我聽說橘子生在淮河以南的，為橘，生在淮河以北的，為枳。這兩種樹木，品種相同，枝葉相似，但結出來的果子，味道卻大有差別。大王，你猜這是什麽緣故？根本原因就在於水土不同。老百姓生長在齊國的時候不偷不盜，為什麽到了楚國，就又偷又盜呢？是不是楚國的水土有什麽問題，使得老百姓這樣墮落呢！”一番話駁得楚王有口難言。 從這個小故事，看出晏嬰應對機敏，嫻於辭令，頭腦睿智，答辯如流的大外交家的風采。晏子，“萊之夷維人也”，即今山東高密一帶的人。一般來講，齊魯人氏，體格魁梧，世稱“山東大漢”。梁山泊英雄大半為山東籍，個個都是高高大大的好漢之輩。東三省的居民，身材也很健壯，可能與歷史上山東人移民的後裔較多有些關系。據說，連清河縣的武大郎先生，也查證出來不是矮子，給平反了。報載，根本不是《水滸傳》裡所歪曲的“三寸丁谷樹皮”那樣，而是一米八的大高個子。言之鑿鑿，是從挖掘出來的屍體遺骸，所測量得出的數據。 但山東地方的這位古代傑出的外交家晏平仲，卻千真萬確是矮個子。《史記》說，甚至給他駕車的車夫都比他神氣。不過，矮子也有其優勢，五短身材的人，腦子離心臟的距離，要比丈八大漢的人靠近若乾厘米，因此主動脈供血充足，攜氧量高，腦細胞要比身高者來得活躍、靈敏、聰明、快捷。 齊景公是相當差勁兒的一個國君，“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史記·齊世家》）。此人好獵，可箭法又並不高明，常常大張旗鼓出獵，回回一無所獲歸來，為此很惱火、很敗興。後來，有人想出一個主意，在鳥的腳爪部拴上細線，像風箏一樣，可收可放，操縱自如。這樣的獵鳥法，叫“弋”。一次射不中，可以再射，反正有線繩系著，無法逃脫，總會被他射中的。有一次，不知什麽原因，一隻被“弋”的鳥，飛得無影無蹤，齊景公氣得要死，火冒三丈，把管鳥的那位名叫燭鄒的官員找來，下令當場處死。 晏子當然不能支持這種殘暴行徑，可要改變如此昏庸之君的決定，又談何容易，弄不好連自己都得搭進去。於是，才思敏捷的他，請求景公讓他陳述為什麽要殺燭鄒的理由，然後再執法，要燭鄒死得心服口服。齊景公想想也是，便同意了：“好吧！”然後，晏子聲嚴色厲地申斥：“你知道嗎？燭鄒，你為吾王管鳥，卻把鳥管飛了，罪也該死。因為鳥飛了，害得吾王生氣，為了鳥的緣故開了殺戒，罪也該死。殺了你倒還罷了，可在諸侯間，都以為吾王重鳥輕人，造成極壞影響，罪更該死。”說到這裡，他對劊子手說：“三條罪狀已經宣告完畢，你可以執行了！” 齊景公這位昏君還算沒有糊塗到底，於是說：“勿殺，寡人聞命矣！”就收回成命。這就不得不佩服晏子的機智、幹練和正直，以及對國家人民的忠心赤膽。該講話的時候，還是敢於直陳己見，不過，他很懂得講話的技巧，能夠把握講話的時機、了解講話的對象罷了。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晏子歷仕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伴過三隻老虎，確實表現出其非凡的才能。後人尊他為一代名相，就因為他以其內政外交的政績著稱於世。司馬遷評價這位政治家時說：“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這就是說，君主問他什麽事情的時候，他極其謹慎地回答；不問他的時候，他則小心去做事。 齊靈公有一個癖好，喜歡他后宮裡的後妃們——穿男裝，戴男帽，著男靴，佩男人的飾物。於是，上行下效，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股女服男衣的風氣。靈公很不高興老百姓學宮廷裡的樣子，下令各級官吏嚴禁，凡是在街道上、市集中、鄉裡之間，有女人敢穿男人服裝者，把她的衣褂扯碎，絛帶剪斷。結果，一眼望去，全國上下，到處都是衣衫被剪切得零碎破爛的女人，她們在風中飛舞，飄飄欲仙，成為一道想不到的奇特風景線。 這位齊國的君王氣壞了，便問晏子：“寡人下了這樣的命令，為什麽老百姓敢於違抗，屢禁不止呢？” 晏子說：“大王呀！你在宮廷裡提倡，而在宮廷外禁止，就等於是掛了一個牛頭在大門口，賣的卻是馬肉一樣。你要想讓全國的婦女不穿男服，只要宮廷內不穿，誰穿就罰誰的話，老百姓還會有人敢以身試法的嗎！” 靈公說：“好吧，那就試試。”果然，沒出一個月，國內再看不到一個穿男裝的女人。 其實，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問題出在底下，根子卻在上頭，古今都是同樣的道理。上面好的風氣，能夠帶動下面一大片好的風氣，上面帶個好頭，對下面而言，就能起到無言的榜樣作用。同樣，上面一個錯誤的行為，帶一個壞頭的話，也能夠形成下面的一大堆問題。 在《晏子春秋》裡還有一個寓言，講的也是類似的事例：楚靈王喜好腰身很細的臣下，他認為這是男性美的一個重要標準。於是，做大臣的都十分講究減肥，不敢發福，不敢多吃一口飯，怕因此失去君王的寵幸，一天到晚，屏住氣把腰帶往死裡勒，結果，腰太細了，使不上勁兒，隻好扶著牆，才能站立起來。在這樣一個束腰的風氣下，一年以後，整個朝廷的官員都被折騰得沒有人樣。有一句話，“楚王好細腰，國人皆餓死”，就說的是這回事。 這部《晏子春秋》，顯然是戰國時期的人，假托晏嬰的名義，去采集他的言行而編輯成書的。其中的許多寓言，看來專門是講給皇帝聽的。因為對至尊至貴、至知至明的君主，臣下是沒有資格教導他該怎樣不該怎樣的，只能拐彎抹角地予以曉諭。而晏子特別善於通過寓言手段，使齊王明白他想說的道理，大概也是他的一種謹慎的，然而是有效的表達方式。 晏子說過這樣一個寓言，有一家賣酒的鋪子，招牌掛得很高，酒具也洗刷得很衛生，可是酒賣不出去而變酸了。鋪子老板問左鄰右舍，你們為什麽不來買我的酒啊？鄰居們說，我們不是不想來沽你家的酒，但我們拎著酒瓶到你家門口，你家養的那條猛犬就撲上來咬我們，誰還敢來買呀？所以，你鋪子的酒隻好擺放在那兒變酸了。接著他又說另外一個寓言，有一座土地神的廟，是用木頭捆扎起來的牆，然後再在外面塗上一層泥巴，結果內部成了老鼠的窩，很討厭。想用煙熏的辦法驅趕，怕把木頭燒著了；若用水灌的話，又怕把泥巴泡爛了。於是，眼睜睜地拿這些老鼠沒辦法。 晏子最後總結說：“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即土地神）故也。”講到這裡，這位充滿智慧的賢相，分明是要君主慢慢去體會，為什麽你這樣脫離群眾呀？為什麽你聽不到人民大眾的心聲呀？為什麽大家不肯或者不敢靠近你使你的酒放在那裡無人問津而變酸呀，為什麽你的土地廟裡老鼠成災呀。很簡單，大王呀！你身邊是不是有很凶的狗，是不是有什麽令人生出投鼠忌器的顧慮之處呀？ 我想，這些公元前500年的寓言，雖然太古老，老得掉牙，但未必沒有現實意義。我們在日常生活裡，不是常常感慨領導與群眾之間的不能溝通，所謂政令不暢，所謂視聽不明，所謂下情不能上傳，所謂方針不能貫徹等方面的弊端，那麽是不是有可能重蹈那位賣酒的或者那位土地神的覆轍？如果肯打開門看一看，有沒有攔路擋道的猛狗；或者扒開牆看一看，有沒有被你保護的社鼠。 溫故而知今，對一個部門、一個地方的領導來說，通過晏子的這些故事多一分清醒的話，一定會對社會大有益處的。 孔夫子人在窘途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14年，晚年修訂了《六經》。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他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成儒家經典《論語》。他被後世尊為“聖人”、“萬世師表”，他的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 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陳州絕糧。 與他一起被圍而餓肚子的，還有他的學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貢、冉有、季路、子遊、子夏，共十人，也稱“孔門十傑”。 在《論語》中，關於這件事，有33個字的簡略記載：“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的意思是：君子陷於困境之中，窮而彌堅，不失志節；而小人到了窮途末路之時，就無所顧忌，什麽事情都會做得出來。在陳州的明代古碑《厄台碑》上，將孔子陳州絕糧與“天地厄於晦月，日月厄於薄蝕，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台，文王厄於羑裡”相提並論。由此可證，百煉成鋼，不焠火無以鋒利堅硬；剖璞為玉，不雕琢很難晶瑩剔透。古往今來的先賢絕聖、達者通儒、巨匠國手、仁人志士，無不要經歷艱苦卓絕的磨煉，無不要受到生死存亡的考驗，才能達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蛻變。發生在孔子和他門徒身上的這次磨難，也就是所謂的“厄”，對他們思想境界的提高、精神品質的升華、人生視野的開闊、學問閱歷的增長，不但起到了飛躍的推動作用，而且對其一生，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孔夫子的一生，不算走運，落魄的時候甚至被人嘲笑為“喪家之犬”。不過，他的志向，他的追求，堪稱偉大。其目標是要在廣泛和普遍的范圍內，貫徹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一般來講，偉大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其難以實現。如果一蹴而就，頃刻間神鬼附體，頓成不朽；如果阿貓阿狗，忽然間人五人六，領袖群倫，如同時下那些一脫而紅的過氣明星、一炒而火的鑽營作家、一抄而名的無聊學者，像二踢腳那樣製造轟動效應以後，隨即銷聲匿跡，也就談不上什麽偉大了。有生之年的孔子，一直為這個理想世界奔走，然而，其一，其命不濟；其二，其時不應；其三，小人太多；其四，到處碰壁。古往今來，所有應該偉大而沒有偉大的人，都因為這四大不順而埋沒一生。孔夫子更慘，差一點餓死在陳州。 由於漢武帝劉徹用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死後五百年，墳頭冒煙，開始抖起來，封為“至聖先師”，尊之“百代素王”，歷代帝王都跑到山東曲阜的孔廟裡給他磕頭。中國文人從來是磕頭的命，給當官的磕，給有錢的磕，更給拿刀拿槍的磕，甚至給拿板子的衙役磕，因為那板子專打文人的屁股，但是所有這些當官的、有錢的、拿刀拿槍拿板子的，都得朝孔夫子磕，也實在是給中國文人出了口氣。 孔子生前很“偉小”，沒想到死後卻偉大起來，一直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他才不怎麽吃香；後來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宋江架空晁蓋，他更是灰頭土臉。幸好，他老人家的行情似乎逐漸看漲，許多自己沒有讀好文言文的名流，去鼓勵孩子穿上長袍馬褂讀經。許多自己不成器卻望子成龍的家長，也要孩子磕頭拜師讀私塾。許多深愛中國傳統的“孔孟之徒”，更希望孔子的思想發揚光大……看來，孔子的價值，還大有潛力可挖。記得耄耋老人季羨林還未仙逝前，在病房裡提出來把孔子抬到奧運會上去，繞場一周，以弘揚儒家文化雲雲，可見兩千六百多歲的聖人，有著與時俱進的永久生命力。孟子說過，孔子乃“聖之時者也”，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聖之時者也”這句話，20世紀30年代被魯迅翻成“摩登聖人”，不過，他也認為：“孔夫子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 “頗吃苦頭的”孔丘，生於公元前551年，逝於公元前479年，魯昌平鄉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父早死，寡母持家，艱辛度日。做過乘田（看管牛羊）和委吏（主管會計），相當於區鄉幹部，待遇一般，勉強糊口。直到公元前500年（魯定公十年）才出現轉機，為中都宰（熬到區長一級），所以很賣力氣，擢任小司寇。隨後就發達了，也許是大器晚成吧，竟然做到魯國的大司寇，相當於司法部長的高官，這年他五十二歲。第二年，公元前499年（魯定公十一年），“由大司寇行攝相事”。相，乃主宰一國之總理，聖人的仕途達到最高峰。沒想到“面有喜色”的他，還未來得及得意，官運竟到此戛然止步。不過也好，他多少嘗到一點成功的味道，能夠在發號施令的位置上，得以實踐他的理想抱負。這一點很重要，從此信心十足，只要給他以權力，他就能做到他想做的一切。 《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稱他在這短暫的輝煌中，也曾大刀闊斧地乾成幾件事，很是了得，很是神氣。“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一百天左右的新政，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牛的日子。公元前497年（魯定公十三年），魯國的利益階層跟他鬧翻，他想給特權人物以顏色，沒想到對手早就要收拾他。加之齊國挑撥離間其中，美女也來了，駿馬也來了。子路一看來勢凶猛的糖衣炮彈，便替聖人擔憂，勸說他：“夫子可以行矣！”不要再戀棧了。孔子說且慢，“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知識分子處事，總是機會主義，未必吧，不至於吧，哪能呢？把事情往好處想，結果，當年郊祭，國君居然連祭祀的臘肉，也沒能照例送給孔子一份，這實在太不給面子了。 此事放在今天，算什麽，不給就不給，可夫子一氣之下，率其弟子出走。 這就是中國文人好不容易擠進權力盛宴中，卻又輕易地被擠出飯桌的悲劇了。說白了，文人在當道者眼裡，不過擺設罷了，用得著擺，用不著就不擺。所以擠上台面的文人，第一，掙口氣，坐上主位，讓在座者仰著臉馬屁你；第二，如果坐不上主位，至少也要靠主位近到可以附耳而言，讓在座者不敢小覷你。否則，那就夠你一受。即使你有請柬，你有VIP卡，同席者與你握手，避不住桌子底下拿腳踹你。孔夫子學問雖大，臉皮卻薄，既然不給俺這份脩肉，對不起，那就拜拜再見。雖然郊祭上供的豬頭肉髒兮兮的，給也未必吃，不給卻不行，攸關臉面，這就逼得他非走不可。於是，匆忙上路。 在中國，不要臉的人活得比要臉的人好，就在要不要這張臉上見分曉。 要面子的聖人只有離開魯國，好在有一大幫門生跟隨著他，雖然有的中途退出，有的半路參加，但始終堅持下來的鐵杆，有十數人，抱著傳道的決心，擁有必勝的信念，邁著整齊的步伐，鼓起無比的勇氣，開始周遊列國。 孔子希望能找到接受其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的國度，好繼續實現其“以仁為本”的治國理念。由於走得倉促，也沒有進行必要的調查研究，人家歡迎你這不速之客呢？此乃一；人家不擔心你們這個工作隊來者不善嗎？此乃二；人家過去跟你有交情現在跟你有聯系嗎？你是老幾？你算老幾？你覺得自己是塊料，人家未必當你是塊料，此乃三。撞了好多的鎖，嘗了好多的閉門羹，好不容易敲開的門，你還沒轉身，人家馬上就關上了。再接著走下去，熱情開始下降，勁頭兒逐漸衰減。這支隊伍的行進速度，日見緩慢。 最主要的原因，春秋末期的大形勢是禮崩樂壞，各自為政，互相傾軋，綱紀不存。諸侯崇信“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不是弱肉強食，就是強衰弱食，怎麽想辦法食人而不被人食，自己的國不滅而能滅別人的國，是生存的第一要務。孔聖人提倡“克己複禮”，跟人家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溫良恭儉讓那一套，嘴上標榜倒也無妨，真正實行，坐等倒霉。所以，從公元前497年（魯定公十三年）到公元前484年（魯哀公十一年），共14年間，孔子和他的門生，一直馬不停蹄地東奔西走，做廣告，遞名片，講道理，做工作，套近乎，拉關系，走後門，裝可憐，硬是無人搭理，更談不到賞識。最初出發前的動員會上，何其信心滿滿，以為一出魯國國門，鮮花鋪路，紅氈迎賓，馬上就會有人延之為客卿，待之若上賓，提供政治試驗田，由著你施展雄才大略。此刻來看，只是一個破滅的夢罷了。 那時的道路很糟糕，在秦始皇以前，各諸侯國的統治者修長城積極，修路不積極，對行路人來說，那可真是辛苦勞累。魯迅就考證出來，聖人所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就是因為這14年的行路難，顛簸出來胃下垂的病，才不得不如此講究，而並非老人家擺什麽窮譜。據《史記》載他至少周遊了大半個中國，這其中包括衛、陳、匡、蒲、曹、宋、鄭、蔡、葉、楚等諸侯國，行程數千裡，木屐磨穿不知多少雙，牛車坐壞不知多少輛。這是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其讓後人肅然起敬的地方。這種政治“走穴”，可不是當下那些沒落明星和野路子模特的走穴，只有脫得多，露得多，便無往而不利。孔子周遊列國，自帶乾糧不說，還得背上鋪蓋卷。一路上，東碰釘子，西招不是，不是惹非議，就是受辱罵。盡管如此，九死不悔，百折不回，非要找到得以兜售其治國理念，推銷其“仁政”思想的下腳之地，師生們就不信，天下這麽大，沒有識貨的買主。但行路之人，有目的地，走一步，少一步，腳底有勁兒；這支隊伍，無目的地，總是走不到終點，精神全無。但師生們不停地走，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絕不回頭。夫子這份執著，讓人敬重；而他的主要弟子，鞍前馬後，追隨左右，不離不棄，不開小差。他老人家的這份魅力，就尤其令人欽佩了。 不過，我一直妄自判斷，孔夫子離開他的出生地魯國，是最大的錯。他在魯國再不濟，卻也經營多年，有人脈基礎，有故土情誼，有家族信譽，有鄉親支持，這等資源何其可貴？一個人要是丟了根本，以為他的名望、學問、人品、政績，走到哪兒都應該是香餑餑。就舍本逐末，大謬而特謬矣！所謂“品牌效應”，系對熟知的消費群體而言；所謂“名人效應”，系對特定的環境空間而言。距離根本越遠，知名度越低；而知名度打不出去，推銷難度必然大大增加；再加上貿貿然憤而出走，事先準備不足，包裝宣傳不足，輿論造勢不足，財政支持不足，匆促上路，打一槍換個地方，你要人家接受你的“仁政”思想，你要人家按照你的辦法治國平天下。難呀！第一，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第二，遠水近火，救不得急；第三，陳、蔡、衛、葉，基本上是處於大國夾縫中的癟三國家，仰人鼻息都來不及，哪敢接納這樣的龐然大物呀！ 好了，公元前489年（魯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楚是“春秋五霸”之一，大國禮請，夫子覺得很有面子，弟子們也都揚眉吐氣，他們再次踏上征程。告別的時候，主客雙方假惺惺惜別的場面，是少不了的。我估計，離去的一方，未免春風得意，露於形色；送行的一方，自然是陳、蔡兩國的上層，臉上五官挪位，心底五味雜陳，大不得勁兒。孔夫子一生犯小人，而陳、蔡這些小諸侯國的小官僚，一個個小屁蟲子，比小人還小人。他們很擔心這支團隊，抵達楚國以後，得到重用。夫子手下，文有顏淵，武有子路，理財有子貢，外交有宰予，這樣一個領導班子，掌握實權，絕對不會對陳、蔡持友好態度。他們說：“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因此，一致決議，不能放虎歸山，不能縱龍下海，他們要在楚國得意，我們就得飽受凌辱。這幫蟲子商量好久，殺和關，都不是最好的辦法，只有發動群眾，圍住他們，困死他們，餓死他們。將來楚國要人的話，唯老百姓是問好了。 這主意太陰了，陳、蔡兩國的卿大夫夠卑鄙的，躲在幕後當黑手，挑起這場“絕糧事件”。凡浪蕩於江湖，混跡於官場，廝守於市井，裹亂於文壇的中國人，正經本領，通常不大，挑撥離間，無不一等。在他們的教唆煽動下，那些起哄架秧、嘯聚好事之輩，那些趁火打劫、潑皮亡命之徒，那些尋釁找碴、無惡不作之流，那些唯恐不亂、心性歹毒之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群氓”、“小人儒”，毛澤東所說的“痞子先鋒”、“流氓無產者”，蜂擁而至，吆五喝六，層層包圍，水泄不通；擋住去路，堵住來路，前進不得，後退不成。 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善良，但被蠱惑到跳大神的錯亂程度，那也就未必善良了。孔夫子碰上這樣一次類似“文革”式的批鬥場面，也真是活該倒霉。若圍夫子一個人，三五壯漢足矣，而要圍夫子及其弟子，沒有三五十人，百八十人，恐怕不易奏效。因此，面對其勢洶洶的數百愚民，他老人家相當鎮靜，還能夠撫琴弄弦，歌之詠之，這也就是“厄於陳、蔡，弦歌不絕”的由來。 陳州，即今之周口市淮陽縣，縣城裡至今猶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築，為該地觀光名勝，即夫子臨危不懼、臨難不苟、體現出萬世師表風范的弦歌台。 我是不大相信精神至上主義的，吃飽了可以精神變物質，肚子裡沒有食，餓得咕咕叫，絕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所以對夫子又拉又唱，或又彈又唱的弦歌行為，持懷疑態度。第一，絕糧一周，夫子有沒有力氣弦歌？第二，面對暴徒，夫子有沒有勇氣弦歌？第三，弟子反感，夫子有沒有心氣弦歌？都是值得打個問號的。而絕糧事件的最早版本《論語》，那33個字中，未見“厄於陳、蔡，弦歌不絕”的字樣，這本由孔門弟子編纂的典籍，其具有的權威性無可置疑。“弦歌”說，顯然，是後來人的演義了。 孔子陳州絕糧，除《論語》外，還在其他古籍中出現過，如《莊子》中的《讓王》《山木》，如《孔子家語》中的《困誓》《困厄》，如《荀子》中的《宥坐》，如《墨子》中的《非儒下》，如《史記》中的《孔子世家》，如《孔叢子》中的《詰墨》，如《呂氏春秋》中的《任數》等等。 莊周（公元前369—前295）的《讓王》就是從孔子的弦歌說起：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不加熱而食），藜（野菜）羹不糝（連小米粒也沒有），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掌廚）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日：“夫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在衛國受到鏟除足跡的侮辱），伐樹於宋（在宋國連他休息遮蔭的大樹也被砍掉），窮於商周，（一系列的倒霉碰壁之後）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這算是一個什麽世界啊？可我們夫子卻若無其事地）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這兩個字可真是說重了，說狠了）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見識短淺）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混到如此窮途末路的地步，先生怎麽還有心思弦歌）！”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一個人大方向明確就是通，大方向不明確才是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頭腦保持清醒）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操守堅定不移）。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即厄難），（這種磨煉）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悄然）反琴而弦歌，（終於明白事理的）子路扢然（用力地）執乾（盾牌）而舞。（終於覺悟的）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莊周總結說）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莊周是持出世觀點的，在他看來，窮和通乃是一種有規律的變化。不讚成持積極入世觀點的孔子，把窮、通看得太重。他認為，能夠適應這種窮通之變化）故許由（古隱士，雖窮而）娛於潁陽，而共伯（即共伯和，曾一度被推為西周執政）得志乎丘首。 荀況（公元前313—前238）的《宥坐》，則繼續他們師生間的這個“窮”和“通”、“達”和“不遇”的話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同“糝”），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子路自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為什麽）居（處）之隱（困頓狀態）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汝）。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乾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夏之大臣，因正直而為桀所殺）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於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得不得到重用）者，時（時機）也；賢不肖（能力的大和小）者，材（才能）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做不做）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坐下來）！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所處的環境）不隱（窮困沒落）者思不遠，身不佚（通‘逸’，奔走逃亡狀態下）者志不廣；女庸安（怎麽）知吾不得之桑落（殘秋敗落，喻窘迫不堪）之下！” 《孔子家語》中的《困誓》，則把這支遭遇絕糧的隊伍，在夫子的循循善誘下，全部成員都在思想上得到提升的過程寫了出來：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綏（通“餒”，即饑餓）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子路）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防止驕傲）也；小人好樂，為無懾（消除懼怕）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你是誰家的孩子，不了解我，卻跟從著我呀）？”子路悅，援（持）戚（兵器，斧之一種，亦作舞具）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磨難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磨難面前跌倒趴下。而經過陳、蔡絕糧的考驗，肚子餓了，精神不垮；身體弱了，氣勢不竭；生命危殆，雄心猶在；刀槍威懾，凜然不屈，由此所激發出來的非凡能量，才是聖人和他門徒們此行的最大收獲。 人稱“西方孔子”的蘇格拉底，有句名言：“逆境是磨煉人的最高學府。”自古以來，中國人所受到的磨難，可謂多矣，雖然磨難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不經磨難，哪能造就中國的輝煌，這也是歷史證明了的真理。太快活了，太愜意了，太舒適了，太幸福了，就必然“好吃不過餃子，坐著不如躺著”地懶下來，就必然不想去奮鬥、去爭取、去發憤、去努力了。正如《國語·魯語下》中所說：“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 屈原的非正常死亡 屈原（約公元前339—前278） 戰國時政治家、詩人，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者。他倡導政治變革，主張對內舉賢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後遭貴族階層的排擠，被流放沅、湘流域，後在汨羅江懷石自殺。他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詩歌體裁楚辭，是我國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他的作品《離騷》《九歌》等，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非正常死亡的文人，第一位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來，文人能夠享受到將其忌辰列為全國性節日，全民為之年年紀念者，也僅僅只有屈原。 中國老百姓對於文人的敬重，以此為最，這也說明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根深蒂固、之源遠流長。也許某一個朝代、某一段歲月，滅絕文化的沙塵暴，會刮得烏天黑日、萬馬俱喑，然而，值得為之額手稱慶的是中國文化生命力之頑強，世所罕見，史所罕見。即使書焚盡、儒坑絕，然而，雲消霧散，霽天空闊，春風潤澤，萬物複建，依舊是朗朗乾坤，文化中華。到了端陽這天，高懸艾葉，遍灑雄黃，龍舟競渡，米粽飄香。 這就是中國文人的厲害了——死了，還活著，而且活得會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紀更長久。皇帝，總是要去的；但是屈原，中國人都記得住。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這是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的第一句。所謂“楚之同姓”，因為他和楚王一樣，原先都姓羋。這個稀見字讀（mǐ），字典上的解釋為“羊的叫聲”和“姓氏”。羋姓，熊氏，後來改為昭、屈、景三姓，為楚國三大族。管理這三姓事務的官，就是三閭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後，一直到死，都擔任著這個類似清朝宗人府的長官。第一，絕對的閑差；第二，絕對的清水衙門，這使出生於貴族門第、擔任過政府要職、操作過國家大事的屈原，有點鬱悶。 文人分兩種，一種得意，一種不得意。得意者，怕鬱悶；不得意者，無所謂鬱悶。屈原相當得意過，所以感到相當鬱悶。 其實，左徒不過是諫議國政的高官而已，所在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但屈原的實際權力還要更大一點，國事、外交一身挑，做到類似美國國務卿那樣重要的職務，起到左右楚懷王的作用。所以，為左徒時的屈原，很牛、很抖。那時，楚國的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後擁的屈原，出現在街頭，這個既風流又瀟灑，領導時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注目。何況他是一個如蘭似芷、潔身自好的男子漢呢！連楚懷王都十分欣賞他的風度和氣派。 後來，詩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這個楚懷王，不幸也就隨之而來，左徒被免，去做三閭大夫，失落是當然的。任何人，再有涵養，再有胸懷，都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遭遇，這是雲泥之分的差別。屈原是詩人，詩人的感情本來要比常人豐富，而詩寫得好的詩人，不是那種寫順口溜、寫大白話、寫標語口號式詩歌的詩人，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濫的、洶湧的感情，更是不可抑製，唯其難以忍受這種碧落黃泉式的跌宕，為此感到受不了，為此而寫出不朽之作《離騷》，是可想而知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司馬遷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經歷過由沸點到冰點的人生體驗，有過極深刻的體會，一錘定音，正好說到了點子上。 屈平（公元前339—前278），字原。雖然，他在《離騷》中稱自己“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但是，數千年來，公眾習慣稱其為屈原。他是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最早的祖先為有熊氏，從北方遷徙到楚地。《史記》稱他“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說明中國文人，像屈原這樣在朝當官的，並非他一人。應該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裡，能夠稱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們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無一不具官員身份。也許所任的官職，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為副宰相；可能有小，小如蘇洵為縣裡的主事，無論如何，有個官家的差使乾乾，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祿，對於文人來說，還是挺有誘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劇也就來了，這就注定中國文人無法養成獨立生存的能力，同時，也注定了中國文人必須依附國家機器，必須仰仗統治階級，必須聽命於上級、上司、上峰、上面的意志、命令、訓示、指導。必須按照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在一定的空間中、一定的時間內，做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 這自然很不爽，可你別忘了老百姓有句諺語：“端誰的碗，服誰管；吃誰的飯，為誰乾。”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夥計聽老板的，沒有老板聽夥計的。 對統治者而言，你是文人，不錯，但你更是陛下的臣仆。作為文人，也許你是自由的；作為臣仆，你就沒有資格跟陛下談自由了。中國皇帝不停收拾文人的原因，就在於他得到文人的自由時，常常忘卻他作為臣仆的不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考較，絕對在野，自食其力，不領國家工資，不吃公家口糧的文人，應該擁有相對多得多的自由，然而，這樣在野的文人，過去少之又少。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還是少之又少。因為，文人要靠稿費生活，別說老婆養不起，連填飽自己的肚皮，都難。因此，歷朝歷代，在野的削尖腦袋想成為在朝的，在朝的時刻擔心犯錯成為在野的；在野的為了擠進利益集團必須乾掉在朝的，在朝的為鞏固自己的位置必須預防在野的，這都是大家不言而喻的潛規則。況且，誰在野，誰在朝，都非終身製，而是在不停演變之中。今天在野，招安了、委任了、體制內了、黃馬褂穿上了，明天就算是在朝之輩。同樣，今天在朝，流放了、開革了、體制外了、掃地出門遣返回鄉了，明天成為在野人士，也是常見的事。 因此，中國文人無論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這四個字的斤兩。何謂“任”？第一，責任之任也；第二，任務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最後，也是最能體現這四個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實處的任命之任也。一個文人從陛下那兒得到這個“任”字，還愁沒有權力可用，沒有轎車可坐，沒有銀子可拿，沒有待遇可享嗎？反之，若多一個“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著老坐冷板凳，不得煙兒抽，看上面白眼，受他人排擠。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見”，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著吧，好則掃地出門、充軍發配，壞則開刀問斬、腦袋搬家。 詩人屈原，正好親身經歷過從“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見”的三階段，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羅江了。 楚懷王羋槐，也叫熊槐，是個昏君。中國出過二百多個皇帝，其中一大半屬於昏君，熊槐則是其中最自以為是、最亂作主張、最不知深淺、最自取滅亡的一個。昏君的最大特點，都患有一種叫做“選擇性耳聾”的大頭病。君子想要陛下聽的，他聽不進，裝瘋賣傻，置若罔聞；小人想要陛下聽的，他聽得進，句句入耳，如聞綸音。這種病的臨床症狀表現為：只聽甜言蜜語，不聽直言讜論；只聽順耳的話，不聽逆耳之言。而這個熊槐犯起病來，絕對是老百姓所諷刺的“死爹哭媽”的主。如果熊槐和他兒子熊橫，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懷王和楚頃襄王，智商提高一點，頭腦清醒一點，屈原在跳江前也許會踟躕一下，楚國還有救嗎？楚國還能救嗎？一想起他老姐女媭那句絕望的話，本來，聽喇喇蛄叫喚，你還不種地了呢！可現在，楚國都沒有了，老弟啊，你還種什麽地。於是，走上自沉之路。 戰國後期，群雄紛爭，七國之中，秦和楚，地盤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當實力，而且擁有領袖野心的大國。秦國東進，要一統天下；楚國北上，也未嘗不想一統天下。 秦為一流強國，楚為二流強國，二流當然乾不過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於一流，這是傻子也能算得出來的題。“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八個字，乃當時的大形勢，屈原終於讓這個昏君學會傻子也會做的算術題。熊槐開竅了，好吧，你就放手乾吧！屈原的政治主張，說來也很簡單，對內變法圖強，對外聯合抗秦。經他反覆奔走，多次說服，終於將齊、燕、趙、韓、魏五國首腦，連蒙帶唬，連騙帶詐，加之許願、收買、塞紅包、給好處費等等，聚會於楚國京城郢都，結成反秦聯盟，楚懷王被推為盟主。江陵這個城市，現在也不大，那時就更不大，滿街都是來自各國的貴賓，和他們的侍衛、隨從，因為沒有實行普通話這一說，作為這個聯盟秘書長的屈原，必須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組織觀摩，準備禮品，送往迎來，忙得詩人差點吐血。 春秋戰國時期，誰要能夠一呼百應，糾合諸侯，歃血為盟，誰就是無上榮光的諸侯共主，最為人企羨。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虛榮，馬上覺得堪與祖先楚莊王媲美，高興得掛不住汁，臉上五官挪位，更加賞識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說，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弄得他老婆鄭袖，好一個吃醋。此時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過於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標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寫作，即或提起筆來，也是遊戲筆墨。我記不得是否老托爾斯泰的名言：一個在賭場得意的人，他在情場必然是要失意的。仕途上進步，文學上退步，是自古以來文人難以治愈的痼疾。我在文壇廝混這多年，頗見識一些朋友，自從仕途上一路順風以後，他們的文學人生，也就迅速進入了更年期。也許還會寫，都屬無用功，正如一個停止排卵的女人，還要她懷孕生育，那不是違背自然規律嗎？這就是《離騷》中所寫的“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時令不饒人，花期不再來，除非發生奇跡，上帝托夢，才能讓他回復文學青春。 當上諸侯共主的楚懷王，遂將國家交給屈原全權處理。屈原入則議國事，出則會諸侯，忙得一塌糊塗，那些日子裡，他一句詩也寫不出來了，連學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業，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他在“王甚任之”的時候，作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質，如獨到的觀察角度、如敏銳的感知反應、如提前的預知能力、如應急的防范措施，統統置諸腦後。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懷王發布旨令增強國力時，他的敵人也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為抗秦聯盟的加緊團結而努力時，他的反對派也在磨刀霍霍。這個世界上，有益蟲，就有害蟲；有家畜，就有野獸；有君子，就有小人；有愛國志士，就有漢奸走狗。通常情況下，地球上生物鏈的構成，維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狀態，而在詩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爺好像特別眷顧，一比三，這就是打小報告的上官大夫靳尚、搞小動作的公子子蘭、貪小便宜的王后鄭袖之個人，結成一個反屈原的“鐵三角”聯盟。 屈原自然了解“鐵三角”在他背後搞的一些名堂，但是，他最大的疏忽，是毫不戒備那個耳朵根子軟的昏君的“選擇性耳聾”，卻認為步楚莊王后塵當上諸侯共主的楚懷王，感激他都來不及，豈有馬上變臉翻牌的可能？詩人啊詩人，這就大錯而特錯了，對於王八蛋，對於那些具有王八蛋傾向的人，千萬不能抱有幻想，尤其不能因為他一時之間，居然不王八蛋了，就認為從此以後，他永遠再不王八蛋，那才真是百分百的癡人說夢，這恐怕是詩人最為失算的地方。屈原作為楚國的特命全權大使，遊說除秦以外的五國，也是縱橫捭闔、得心應手、運籌帷幄、決策千裡的高段級謀士，但應對這個充滿邪惡的“鐵三角”，卻無能為力，乏善可陳。他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實施有效的反擊，頂多感歎兩聲“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那可真是啥用都不頂的！ 詩人宣泄情感的手段，當然就是作詩，其實到了正面衝突的時候，比詩歌更有力的是拳頭。可完美主義者屈原，理想主義者屈原，不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而是吟詩作賦，這就注定他難逃失敗的命運。他不會妥協認輸，不會向惡黑勢力低頭，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會采取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辦法，進行回擊。他們告你的狀，為什麽你就不能告他們的狀呢？他們無中生有地陷害你，為什麽你不以牙還牙地中傷他們呢？他們不君子，你何必君子？再說了，“鐵三角”真的就那麽“鐵”嗎？為什麽你不下點功夫，分而治之，拉住一個，穩住一個，集中火力打擊第三個呢？對這班明碼標價的小人，你姑且小人一回又何妨？ 在狼的世界裡，是按照“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行事的，不是弱肉強食，就是強衰弱食。而在人類社會裡，強弱之外，更有卑鄙，這就是人不如狼，或者是狼不如人之處。他卑鄙，你不卑鄙，你就被他乾掉；他卑鄙，你也卑鄙，雙方打成平手；他卑鄙，你更卑鄙，你就佔了上風。中國知識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質，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做不成大事的，也是這個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紆貴，不能營私逐利，不能藏垢納汙，不能低級趣味，因之賤不可為，俗不可為，濁不可為，惡不可為……當“鐵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為快時，主張孤高、主張潔淨、主張純真、主張正直的他，也只能毫無作為，毫不作為，唯有以詩明志，以詩感言：“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故將愁苦而終窮。”“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世溷濁莫事知，人心不可謂兮。”對詩人的書生氣，真有夫複何言之感。 屈原所以還能沉得住氣，因為他對這個楚懷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這四個字，給了他勇氣和力量。 在封建社會裡，造成中國人全部不幸的原因，都是由於所碰上的皇帝，其智商並不比白癡、低能兒高明多少。這樣才造成民不聊生的災難，才出現暗無天日的歲月。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記述詩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過程，只是極其簡單的兩行字。為什麽如此草草？因為他很氣憤。靳尚編造謊言，太低級；挑撥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離譜；斷然處置，太幼稚。大臣混帳，國王更混帳，太史公大概覺得不值得為這對混帳多費文墨，故爾一筆帶過。“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於是，屈原被降為三閭大夫，開始鬱悶。 話說回來，鬱悶對詩人來講，並非壞事，不正好是創作衝動的最好契機嗎？尤其進了這個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門，連創作假也不用請，還不筆走龍蛇，神馳八極，作你的詩賦。然而，屈原卻寫不出一行字，整日憂心忡忡。連他老姐女嬰也勸他，你不要再對他們抱有什麽指望了。屈原說，老姐啊老姐，我是覺得楚國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實，那時的楚國離滅亡還遠，但詩人先知先覺的神經，已經預感到禍祟將臨，災難即至，似乎危機就在眼前。中國文人也許確如人所形容：百無一用是書生。其實，最掛牽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記祖國母親的，是文人。歷朝歷代，當父老鄉親陷於水深火熱，當同胞兄弟淪為刀俎魚肉，站出來投筆從戎、救亡奮鬥、為國為民、殺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幾多。在20世紀之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多少大師、學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詩人，乃至多少文學青年，奔赴抗日前線。雖然，在北平的周作人，粉墨登場，變節賣身；雖然，在孤島的張愛玲，勾搭漢奸，為虎作倀。但是，請記住，中國文人對於祖國的熱愛，對於土地的眷戀，從屈原開始，從來就是歷史的主流，並且浩蕩不正。 果然，被詩人不幸而言中，秦國的謀士張儀，出現在郢都的迎賓館，楚國從此江河日下，國將不國。 公元前304年（懷王十五年），熊槐再一次出現嚴重的選擇性耳聾，竟然不聽諫阻，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竟相信張儀的鬼話。“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裡。”齊楚聯盟是屈原多年來苦心經營的政治規劃，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國策，秦國之所以千方百計地加以離間，正因為一加一等於二，甚至大於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為二比一，強秦不敢輕舉妄動。《史記》寫道：“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裡，不聞六百裡。’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 世界上竟有這樣的笨蛋，而這樣的笨蛋居然坐在一國之主的位子上，老百姓只能欲哭無淚。第一，你拿到了這六百裡地，再與齊毀約背盟也來得及的呀！第二，如果張儀堅持齊楚聯盟不解散，六百裡地不給，那你完全可以不見兔子不撒鷹，反正秦是有求於楚呀！第三，即使上當了，秦國的土地沒有得到，你也沒損失什麽，齊國的友誼泡了湯，還可以重修舊好，你一個二流強國，單打獨挑，逞匹夫之勇，與一流強國較量，豈不是找挨打嗎？ 結果，熊槐被秦國打得灰頭土臉，原來被屈原做了工作，成為其盟友的國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現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覺悟到齊楚聯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齊呢？還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說服熊槐，由他出使齊國恢復聯盟呢？秦國很在意楚國的這個動向，馬上表示，將所侵佔的漢中地還給楚國，表示友好。“秦割漢中地與楚議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張儀，何許人也？他和蘇秦，乃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兩張名嘴，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凡戰國時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戰爭，無不經由這兩張嘴的挑撥、教唆、忽悠、攛掇而打得不亦樂乎。他倆以後，中國再無一張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張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複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複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這就是為什麽屈原，總是輸給張儀的緣故了，因為文學家玩政治，哪能玩得過所謂的政治家呢？據說，張儀初到郢都，觀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對鄭袖說：南後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間無二的美人，然而，你知道嗎，齊國通過屈左徒，正準備獻給懷王陛下一打或者兩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輕的姑娘，以示兩國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盡管非常賞識屈原，但哪禁得起“鐵三角”的聯合攻勢。略施小計的張儀，就把詩人擺平了。 公元前305年（懷王二十四年）秦楚簽訂“黃棘之盟”，本來與齊為盟，轉而向秦靠攏，基本國策的改變，屈原當然是要竭力反對的。楚國的有識之士，也認為這是不平等條約，如果說過去的齊楚聯盟是兄弟關系，那麽現在的秦楚聯盟則絕對是主從關系，這不是賣國嗎？一時輿論大嘩。這時楚懷王也好，“鐵三角”也好，都覺得將屈原留在郢都，礙手礙腳，於是將他流放到漢北。 在封建社會裡，處置異議文人，無非殺、關、管三道。殺，即殺頭；關，即坐牢；管，即流放。關是要供給人犯吃喝的；管則是限定在一定區域之內，允許自由行動，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還是福薄了。也許因為流放，從經濟角度看，省錢；從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國的清朝、俄國的沙皇，都熱衷於將異議文人，流放到人煙稀少、荒涼偏僻之地。清朝為烏蘇裡江、沙皇為西伯利亞，那都是讓人不死也得剝層皮的地獄絕境，文人發配到了那兒，基本上是很難活著回來的。 屈原比較走運，六年以後，公元前299年（楚懷王三十年），他從漢北回到郢都。讓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敵人驚訝的，他還是他，還是那個毫不顧惜自己的安危、敢於犯顏直諫的詩人，雖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職讓楚懷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終生諫諍。第一他忠君，第二他愛國。加之有話不說，有言不發，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這才明白，漢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鍛煉了他。他請求面見熊槐，對這位正興衝衝要赴秦王“武關之會”的懷王，提出諫阻的意見。秦國乃背信棄義之國，武關乃權謀苟且之會，陛下已經上過當，為什麽不接受教訓，還要自投羅網呢？《史記》載：“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複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身死而天下笑”，就是這位極糊塗、極白癡、極混帳、極愚蠢的昏君的下場。 懷王死，其子熊橫繼位，是為頃襄王。公元前293年（楚懷王六年），秦將白起揚言討伐楚國，熊橫計窮，無奈，只有向殺父之國告饒。屈原寫詩反對再度向秦求和，並表明他盡管受到迫害打擊，卻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眷戀楚國，心系懷王，不忘欲反的忠誠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頃襄王熊橫，王之所以落得屍橫國外的結果，是由於“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楚國的老百姓也認為，如果不是子蘭的催促，如果聽信屈原的勸阻，懷王不會死在異國他鄉，這對令尹子蘭構成很大壓力。於是，這個壞蛋唆使另一個壞蛋，也就是靳尚，在頃襄王面前讒害屈原，“鐵三角”再次發揮作用，置屈原於死地而不複，更何況熊橫與他老子熊槐，可謂一丘之貉，於是一紙詔令，永遠流放，不得再進國門。從此，屈原再也沒有回到郢都，他老姐女媭天天倚門等待，直到淚盡，直到老邁，也未能盼到她弟弟的歸來。 如果說，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對楚懷王的完全絕望；那麽，他的第二次流放，則是對楚王國的完全絕望。 公元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滿城都是兵馬俑般的梟悍秦兵，楚國臣民哪見過這等陣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消息傳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中，這位愛國詩人怎麽也舍不得離開故土，更不願意他心愛的故國滅亡在他眼前，悲憤交加，無以複生，隻好自沉汨羅，以死殉國。 司馬遷在這篇列傳的最後，這樣寫道：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若失矣。” “同死生，輕去就”，司馬遷明白了，中國人也明白了，這就是中國文人對於生養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顧之情；這就是中國文人對於撫育自己的祖國，那一份熱愛之心。此情此心，以此所形成的精神傳統，也是中華民族得以五千年長存下來的巨大凝聚力。 年年歲歲，歲歲年年，每逢端午節，每個中國人，都會向屈原的愛國精神，肅然致敬的原因也在於此。 廉頗蠻拚的 廉頗（生卒年不詳） 戰國末趙國名將。“長平之戰”前期，他以固守的方式成功抵禦秦國軍隊。“長平之戰”後，又擊退燕國的入侵。晚年不得志，老死於楚。 公元前243年的戰國時期。趙國的孝成王崩，子悼襄王立，年輕的帝王不願用一位老爺爺級的下屬，改用樂乘代廉頗領軍，立刻引起廉頗大怒。 軍人火氣大；老軍人火氣更大；而為趙國抵禦勁敵，拔城掠地，斬兵奪關，立功無算的廉頗，火氣尤其大。他威脅道，樂乘敢來，我就打他一個灰頭土臉，讓他夾尾而逃。然後，當真排開一字長蛇陣，拉開架勢，準備戰鬥。樂乘見勢不好，只有退兵了事。這樣一來，威風夠了的廉頗，在趙國再難立足，就投奔到魏國去了。廉頗在魏，魏主對這位老爺子，上賓款待，國士禮遇，好吃好喝好待承，非常敬重，但也不敢太信任他，只是養著而不用。但他是將軍、是元帥，是要領兵打仗的，他不能馳騁沙場，叱吒風雲，那是多麽不開心的事啊！ 不久，趙為強秦所困，屢戰屢挫，便想起這位曾經和秦國打過多年仗的老將軍，打算將他請回來。薑總是老的辣嘛，也許由他來統帥軍隊，可以解秦之圍。 廉頗賦閑在魏，英雄無用武之地，也挺鬱悶，盡管他年事已高，但雄心不泯，總是覺得自己還應該策馬揚鞭，再立新功。正如隔了多少年後的梟雄曹操的一句詩所寫“老驥伏櫪，志在千裡”那樣，不甘沉淪，不肯寂寞，抱負很大，期望值很高地等待著出山的機會。曹操這句詩，頗害得一乾老爺子、老人家、老名流、老半吊子，不安於位，不識時務，不知進退，甚至不懂好歹。中國人習慣於敬老，對這班為老不尊者，通常也都盡量禮讓。而大家對於前輩的回護之心，反而益發助長那些具有“老驥”情結的人，老而不肯老，老而不服老，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不上主席台，難受；上了主席台，不居中，難受；上了主席台，居了中，不拿麥克風，更難受。可他上了主席台，居中了，拿麥克風了，那陳谷子爛芝麻的車軲轆話，來回倒騰得沒完沒了，讓台上台下不知有多難受，他卻又是絕對感覺不到的。 所以，曹孟德這首《步出夏門行》中“神龜雖壽”一節，其中“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句，很讓那些下野的政客、過氣的文人、沒落的名流，以及不再重要的要人，是如何地坐臥不安，如何地五脊六獸，要重出江湖，要奮鬥到底，這實在是大大的誤解和誤讀。他們不明白，馬是馬，驥是驥，馬中可能有被埋沒的驥，但驥中絕無普通的馬。只不過是一匹老馬，卻認為自己為老驥，那可是上了曹操的當。 古時伯樂相馬，求驥於天下，千不得一，萬不得已。《戰國策·楚策四》記述了他為楚王覓驥的故事：“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這匹千裡馬經過伯樂精心調養，後來隨師出征，風馳電掣，出生入死，為楚國立了大功。 廉頗以為自己是那匹在太行落難的驥，以為削奪他兵權的悼襄王乃相中他的伯樂，這種認識上的誤差，結果鬧了個大笑話。當獲知故國需要他回去抗秦以後，老人家很激動、很亢奮。第一，吩咐馬弁備好坐騎；第二，命令副官收拾鎧甲；第三，關照家人整理戎裝；第四，將已經生了鏽的刀槍劍戟，逐一打磨了一番。其後，大拍胸脯，慷慨陳詞，既然陛下不忘老將，老將也就不計前嫌，回國效勞，義不容辭。他把話傳回趙國，父老鄉親們，爾等就靜待我揮師西征，踏平強秦，旌旗招展，凱旋而歸吧！ 悼襄王因為被強悍的秦軍打得焦頭爛額，才想出重用廉頗的主意。不過，他與這位老將，曾經有些芥蒂，有過疙瘩，便先派了一位組織部門的幹部，到魏國去實地考察，了解一下闊別多年的老將軍，還能力挽強弓否？還能指揮兵馬否？使者前往魏國的途中，遇到一個叫郭開的趙國官吏，他不知道此人是廉頗的反對者。一路同行，曉行夜宿，這位使者就被郭開用重金收買了。估計郭開受命於那位接班不成、銜恨在心的樂乘，其中說不定還有別的什麽貓膩和勾搭。總之，郭開控制了使者，別無他求，只是囑其外調考察回國後，千萬別給這位老軍頭說好話，往他的鑒定裡塞點私貨進去。 廉頗是個出色的軍人，但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衝他當年和藺相如鬧的矛盾，便知道他四肢比較發達，頭腦比較簡單，戰鬥經驗豐富，政治智商卻有限。這位使者來到魏國的首都朝歌，那裡原是紂王的首都，酒池肉林，鶯歌燕舞，是個難得快活的地方。他大可以著人陪這位使者，在這個很繁華的大城市裡，洗腳啊，桑拿啊，按摩啊，“三陪”啊，好好地聲色犬馬一番。然後，再往他的口袋裡，塞進一些黃的白的，還怕他不為你好好美言幾句。 誰知他“老驥”情結上來了，偏要向使者炫耀他的膂力，以為自己是個堪當重任的戰爭之神。上馬下馬，揮槍舞刀，當場作秀，賈其余勇。那一把老骨頭，總算沒有散架，老當益壯的神氣，著實叫使者開眼。接著，一個駭人聽聞的場面出現，他煮了一鬥米為飯，割了十斤肉為菜，要吃給這位使者看。大概古人更相信“人是鐵，飯是鋼”這一說，我們這位老將軍，將端了上來的這些飯、這些肉，風卷殘雲，狼吞虎咽，統統吃了個精光。 “如何？” 使者不得不讚歎：“老人家您確實了不起！飯量果然了得！” 此人回到趙國，向悼襄王匯報：“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司馬遷《史記》） 吃一頓飯，上三趟洗手間，聽到此處，悼襄王眉頭一皺，讓他統帥三軍，上了前線，大敵當前，總是提溜著褲子找廁所，會不會貽誤戰機啊？看來，“廉頗老矣”，還是由他頤養天年吧！廉頗很惱火、很泄氣，但也不肯就此拉倒。不甘心養老，不願意等死，抱一息尚存、戰鬥不止之念，懷雄心壯志、大有作為之心，老是在家裡坐不住，操心整個世界，總是要出來做點事，繼續戰鬥到底。對這樣的老人，我們可以敬佩、可以歌頌，可不能勸他當真、給他撮火。老同志活到一百歲、活成人瑞，有可能，但身體、精神、器官、部件，永葆青春如故，是一張可以無限透支的支票，那是絕不可能的。 老健、春寒、秋後熱，都是不能保持長遠的暫時現象，否則，也就不存在新陳代謝這個自然規律了。 恰巧，楚國對這位久負盛名的老將軍，饒有興趣，偷偷地派人跟他聯絡，將他迎到壽春去。不過，真給他兵，真讓他打，終究不是當年。看走眼的楚國，對他的表現很失望，也就免了他的兵權。他還不服氣，埋怨說，如果我帶的是趙國的兵，絕不會屢戰無功的。 最後，他懨懨地死在了異國他鄉。 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裡的一則《將帥貪功》中這樣寫道：“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他說的這個“知止”，就是懂得該結束的時候，必須結束；“自斂”，就是明白該收攤的時候，馬上收攤。他首先舉的例證，就是戰國時期的這位大將軍廉頗。 人老了，做老驥狀，可以；人老了，志在千裡，可以。精神上的不服老，有一點“老驥”情結，用來自勉，可以；用來自強，更可以；用來自慰，也可以。但有了一大把年紀，仍要振翮展翅，仍要一衝鬥牛，仍要重整旗鼓，仍要再做馮婦，那就很可能玩出“一飯三遺矢”的笑話。人老之後，如洪邁所說，一是知止，二是自斂，這可是金玉良言。如果應止不止、該斂不斂，還要事事插手、操勞不已，還要處處涉足、操心如舊，那就很有可能落一個令人搖頭的結果。 洪邁在這篇隨筆中，一口氣地說了漢代的李廣、趙充國、馬援，唐代的李靖、郭子儀等“老驥”的例子。 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逾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製勝，而禍及其子印。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湣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高甄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余，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社會中，有一種叫做自我感覺良好的毛病，頗為流行，但醫院是不收治的。因為不是什麽大病，也死不了人，但誰要是患上了以後，基本是無藥可治。其實，有些老先生、老女士，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匹普普通通的馬罷了。我們知道，馬是以齒計齡的，到了這把歲數，說不定牙也掉得差不多了，已經成為留戀棧豆的駑馬，卻堅信自己仍舊是日行千裡、夜走八百的老驥，這種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的精神狀態，便是“尚能飯否”的廉老將軍，老往洗手間跑，老蹲在茅坑上下不來，給自己生添煩惱，給別人無限頭疼的笑話了。 所以，老是一門學問，而之中學問最大者，就是將人老以後的自我感覺，千萬要調適到“知止自斂”的程度。 為什麽聖誕老人總是那麽受到歡迎，並不因為他有一張樂呵呵的臉，給人慈祥的印象；並不因為坐在鹿拉的小車上，給人帶來禮物。而是一年365天中，他只露一次臉，這才是他永遠的魅力所在。 天天是聖誕節，天天是老爺爺，你試試看，不煩才怪。 草根李斯的沉浮 李斯（約公元前284—前208） 秦代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他早年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後入秦，他的政治主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被腰斬於鬧市中。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點五，對於權力場有著異常的親和力。因為唐以前的舉薦制度和唐以後的科舉制度，統治者除了世襲、蔭補、恩賜、捐納諸渠道外，大部分官員還是按照孔夫子“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從知識分子中選取的。因此，仕的來源為士，士的目標為仕。這兩者基本上等於一塊硬幣的正面和反面，而其價值中心，則是一個“權”字。有權便有一切，無權便無一切，權比親爹還親，權比性命更重。 近代的知識分子是否也如此這般，不敢妄說，但我認識的一些作家、詩人、理論家，和什麽也不是的混跡於文壇的人物，那強烈的權癖、那沉重的官癮，一點也不讓古人。謀取權力，崇拜權力，成為他們的人生取向，雖然戴著文人的桂冠，但更在意那一頂烏紗。於是，隨之而來的官場運作，得意而紅，失意而黑；背時而暗，風光而亮。那張小花臉上，便可欣賞到：一曰阿諛奉承，磕頭巴結，膝行匐伏，誠惶誠恐的奴才相；二曰卑鄙無恥，不擇手段，削尖腦袋，搶班奪權的惡棍相；三曰失去頂子，如喪考妣，致仕回家，痛苦萬分的無賴相。大凡一個文人，沉迷於權力紛爭中，就會人格失衡，就會忘卻根本，就會像李斯這樣完全沉沒於權力的淵藪中。 李斯（約公元前284—前208），楚國上蔡人。早年在本地糧庫，當過庫管員。一個小縣城糧站的工作人員，少不了肩挑背扛、碼垛翻倉、殺蟲防鼠、下鄉收糧等體力活，是一項很勞苦、很瑣碎、很沒有意思的工作。此人不甘庸庸碌碌，當一個以工代乾的庫管庫員，終了一生。於是離家去壽春投師，從學荀卿。荀卿乃大師，能拜他門下，成為高足，說明李斯也非泛泛之徒。在班上，荀卿特別器重兩位同學，一為李斯，一為韓非，二人為大家公認的尖子生。因為這兩位。第一聰明，第二能乾，第三有點子，第四敢作敢為。學業結束後，身為韓國貴族的韓非，自然回國任要職去了。荀卿知道李斯來自窮鄉僻壤，那裡的油饃很勁道，薰兔很入味，可縣城天地很小，空間不大，他這個小人物，既無政治資源，更無後台背景。看他是塊料，有治國理政的才能，便為他在楚國首都的政府機關裡，謀了一份差事。 儒家看人，往往注重好的一面，荀卿沒有發覺這個小地方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其渴望出頭、野心叵測的另一面。李斯有他農民的狡猾，只是深藏不露罷了。他婉謝了老師的這份好意，雖然在壽春當公務員，比回上蔡縣繼續以工代乾強上百倍。但他認為不能這樣虛度光陰，混吃等死。李斯認為，“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他對荀卿說，老師啊，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就是卑賤，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窮困，我卑賤到極點，我窮困到極點，當今之務，我不能待在壽春以混日子而滿足，而是應該趕緊西行，到鹹陽去求發達。他相信：“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這一來，荀卿才知道這個河南漢子，乃是一個具大抱負、有大志向的學生，不覺肅然起敬。 人生道路，對平庸的人說，走對走錯，是無所謂的。走對，好不到哪兒；走錯，也壞不到哪兒。而對李斯這樣一個強人，敢下大賭注，敢冒大風險，就很難說他入秦是對還是錯了。不過，這位上蔡的農民，很堅定，有信心，乃辭別荀卿，西向入秦。 老師也就隻好祝他一路順風了。 李斯到秦國以後，果然乾得出色，歷任廷尉、丞相等重要職位。秦王封“皇帝”名號，廢分封而行郡縣製，統一六國文字為“秦篆”；“以吏為師”，禁絕私學，焚《詩》燒《書》，罷黜百家，坑殺儒生，箝製文化；嚴禁文人儒士，是古非今，謗議朝政；同時收繳武器，澆鑄銅人，以防造反。這一系列的暴政，大都出自於這位上蔡縣管庫員的點子。因此，秦始皇視之為膀臂，授之以重任，仕途立現光明。從此順風順水，一路發達，他的官也做到了極點，他的輝煌也達到了極點。如此說來，李斯告別荀卿到秦國開拓的這一步路，是邁對了的。 《史記·李斯傳》中，記載這個庫管員到了鹹陽以後，很快就暴發起來，暴富起來，暴紅起來，連他自己也覺得暴到快要爆炸的程度。“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鹹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為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騖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唐朝司馬貞在《索隱》中解釋：“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樹大招風，高處不勝寒，若是急流勇退不了，在官場這個絞肉機中，誰也不可能成為永遠的幸運兒。問題在於他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混得越紅，死得越慘。可就是不肯收手，不甘罷休，不能煞車，不知回頭是岸，於是，這位上蔡農民，只能與所有利欲熏心之徒、作惡多端之輩，一步步啟向生命的終點。 不過他的最後下場，要更慘一點，“具五刑，論腰斬”。 按《後漢書·楊終傳》：“秦政酷烈，違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唐朝李賢注釋，“三族”應該是“父族、母族、妻族”。這時，他屈指一算，他的腰斬，要多少顆頭顱陪葬，至少好幾百條性命，受其株連。在中國歷史上，他不是第一個被腰斬者，但他卻是第一位被腰斬而死的名人。他最終得到的這個下場，回想他的西行入秦，到底是對還是錯，又得兩說了。 唐朝大詩人李白，有一組題名《行路難》的詩，其中之三，提到李斯在腰斬前一刻的後悔。這廝得意時，肯定沒少腰斬別人，現在輪到他自己來領教這刑法，悔也晚矣！“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現在通行的《史記》版本，只有“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一句，而從王琦注引《太平禦覽》曰：“《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李白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看來，李白所據的古本《史記》，今已佚失。 一般來講，在田野裡捕獵狡兔，鷹比犬更有用些。今本《史記》刪節“臂蒼鷹”，也許並無道理。 如果李斯不邁出這一步，繼續在糧站當庫管員，到齡退休，領養老金，一樣也活得自在，至少落一個正常死亡。李斯未發跡前，在上蔡那座小城裡，放步東門，縱犬丘陵，兔奔人追，馳騁荒野，還是滿自在的。尤其，夕陽西下，滿載而歸；尤其，四兩燒酒，合家共酌。這種其樂融融的日子，老此一生，雖然平常、平淡，可平安，不比享盡榮華富貴，最後得一個腰斬鹹陽的結果，強得多多？因為那是真正自由的快樂，發自內心的快樂，絕對放松的快樂，無憂無慮的快樂，最最底層的普通人的苦中之樂，最最貧苦老百姓的窮中作樂。可在他走出老家上蔡，來到秦國為相後，就不再擁有這樣實實在在的快樂。獲得權力，自然是大快樂，但是，這種緊張和恐懼的快樂，疑慮和忐忑的快樂，這種隨時會被剝奪、隨時降臨災難的快樂，這種物質雖豐富、精神卻苦痛的快樂，到了上夾板腰斬的此時此刻，面對著與他同死的兒子，除了“牽犬東門”的那一份至真的快樂，還有什麽值得回味、值得懷念的呢？ 聰明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能乾的人，不一定就是行事正確的人。有點子的人，不上正道的點子，是既害人又害己的；而敢想敢乾的人，一旦為非作歹起來，那破壞性會更大。荀卿的這位學生，始皇帝死後，為了鞏固其既得利益，阿順苟合於趙高。趙高是一個心毒手辣，無所不用其極的壞蛋。貪戀高官厚祿的李斯，利欲熏心，竟與魔鬼結盟，參與密謀矯詔，立胡亥而逼死扶蘇。秦二世當權，自然寵信趙高，這是他失算的地方，胡亥智商不高，而智商不高的人，容易接受聲色犬馬，你李斯跟他大談治國理念，宣揚專製政策，絕對是對牛彈琴，他怎麽能聽得進去？這位上蔡農民，以種莊稼的經驗，這一茬不行，趕快換第二茬，改弦易轍，轉變方向，慫恿他肆意廣欲，窮奢極樂，建議他獨享天下，恣其所為，向二世拚命討好，巴結獻媚。 趙高哪能容得胡亥任由李斯操縱。胡亥本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他玩可以，李斯玩卻不行。便設計構陷，令其上套，使二世嫌棄他；便捏造事實，不停誣告，使二世憎惡他。加上李斯的兒子李由，先前由於未能阻擊吳廣等起義農民軍西進而獲罪，新帳老帳一塊兒算，以謀反罪腰斬於鹹陽，那是公元前208年。 《史記·李斯列傳》的結尾，司馬遷感歎：“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 問題在於利令智昏，尤其在莊稼地裡跌打滾爬出來的老農民，目光之短視，心胸之狹隘，做事之投機，行徑之取巧，往往會因眼前的、一時的、局部的，甚至個別的現象，而改變大方向、大格局、大前景、大事業，以至於功敗垂成，坐失良機，大好形勢，毀於一旦。當李斯即將進入其生命倒計時的最後一刻，無論怎樣的後悔，也來不及了。 歷史是不相信眼淚的，所以，我特別服膺捷克作家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裡，那最後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人們，我是愛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無論什麽樣的誘惑——金色的、銀色的、紅色的、黃色的、粉紅色的，甚至五彩繽紛美輪美奐的，我們都應該盡量離得遠些，更遠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這就是“東門犬”這樣的典故，所蘊含的時代意義。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這句既是臨終，也是臨別的話：“牽犬東門，豈可得乎！”便成為悔之晚矣的傳世名言。 李斯所以要走出上蔡，所以要西去相秦，所以能夠發達到“富貴極矣”的地步，“當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的顯赫，起因說來可笑，那是由於他受到老鼠的啟發。這就是《史記·李斯列傳》開頭所寫：“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廁所中的耗子，吃的是糞便，一見人來狗叫，慌忙逃避；糧庫裡的耗子，無一不吃得肥頭大耳，膘滿體壯，而且永遠沒有餓肚子的恐慌，永遠沒有人犬的驚擾，永遠沒有刮風下雨的憂慮。於是，他感到自己其實的渺小、真正的不足，上蔡這巴掌大的縣城，對他這隻具大抱負、有大志向的“耗子”來講，就是“廁所”而不是“糧倉”了。 司馬遷說李斯不過是“為郡小吏”，那口氣是鄙夷的。他所擔任的那個職務，城關糧站的庫管員，在一群鄉巴佬中間，也算得上是出人頭地的區鄉幹部了。但這個相當寒磣的“土老帽”，目標正西方，一步一步向鹹陽走去，那絕不回頭的蠻勁兒和衝勁兒，真是值得刮目相看。一開始，李斯並未想投奔秦始皇，只要不當“廁”中之鼠，能夠進入秦國統治集團，在那樣一個“倉”中為鼠覓食，就相當滿意了。但這個農民越走信心越大，越走野心越盛。中國農民，當他束縛在一畝三分地上的時候，手腳放不開，頭腦也放不開，那種莊稼人的小心眼、小算盤、小天地、小格局、小農經濟、小家子氣，為其基調。然而，當他離開土地，離開鄉村，變成一無所有的流氓無產者之後，馬上就會成為毫無顧忌的、橫衝直撞的、否定秩序的、破壞規則的強悍分子。攫取和獲得，便是他們的主旋律。李斯到達鹹陽，就不再是原來一口豫東口音的上蔡“土帽”，而是滿嘴地道秦腔秦韻的政壇新秀。 第一步，他知道呂不韋崇拜荀卿，便以荀卿弟子的身份，“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第二步，他知道秦始皇和呂不韋的血緣關系，便由呂牽線，得以向這位帝王進言：“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如除爐灶塵土一樣容易），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複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第三步，他出主意：“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給之。不肯者，利劍刺之。”從者給錢，不從者要命，李斯這兩手都是夠惡、夠狠的。 漢朝主父偃說過“鄙儒不如都士”，是有道理的。自古以來，由於城鄉差別與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素質差異，由於遠離城市和隔絕文明的閉塞心理，由於缺乏廣泛社會聯系和多面人脈聯系的無援狀態，從鄉野農村裡走出來的知識分子，獲得權力的機率，較之城市知識分子要低得多。所以，在權力場的爭奪中，那些渴望權力而機遇卻不多的鄉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險意識、更多投機心理，也更多賭徒思想、更多不遵守遊戲規則、更多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而李斯，比他人更無顧忌一些，更願意采取非常行徑。按劣幣驅除良幣的定律，正是這份野心，使他在秦國權力場的鬥爭中，倒容易處於優勢地位。 就在秦國權力場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脫穎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權力的頂峰。 李斯走出上蔡時，沒想到會成為秦這個頂級強國的首相。當可能的敵手韓非——他的同班同學，出現在秦國地面上時，他就以他攆兔子的那肌肉發達的腿腳，堅定地要踏死這位貴族公子。盡管李斯在學養上、在謀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決策的運籌力度上，遠不是這位同窗的對手，但在卑鄙和無恥上、下流和搗亂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韓非卻乾不出來。這位高傲的公子，永遠超凡脫俗、永遠高瞻遠矚、永遠揚著那思慮的頭顱，注視著動亂不已的六國紛爭，卻從不提防腳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計他的“紅眼耗子”李斯。因為他雖然跟李斯同樣聰明、能乾、有點子、敢作敢為，但卻偏偏沒有李斯的那份狼子野心。 應該說，人有一點野心，也是無妨的。雖說“野心”二字，口碑不佳，但並不完全是壞東西。野心會成為個人進取的推動力，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並全身心投入，為之奮鬥不已。不過，若是野心過了頭，野心大到蛇吞象的地步，不擇手段地去攫取，貪得無厭地去佔有，無所不用其極，排除一切障礙，不達目的，死不罷休，野心而成家，那就是很可怕的了。李斯相秦，厥功甚巨。應該這樣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績，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頭上；同樣，嬴政的萬世罵名，也有一半是他出的壞主意所招來的。因為無法容忍韓非出現在始皇帝的視野裡，李斯這個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將他乾掉。韓非一向口吃，不善說道，本來也沒有必要和盤托出。話說半句，留有余地，豈不更為主動？可這位貴公子，紳士風度，貴族派頭，竟然對李斯說，學長，讓咱們兩個人聯起手來，共同襄助始皇帝成就這番平定六國、統一天下的宏圖偉業吧！ 李斯想不到這位同班同學，對他半點不設防，以為他還是當年班上的鄉巴佬呢！於是，他做出農民式的天真無邪狀，一臉質樸地問：“不知吾王意下如何？在下可是輕易不敢造次呢！” 韓非覺得不應該瞞住老同學，一點也不口吃地說出真情：“那你就無須多慮了，陛下金口玉言，說早就虛位以待，等著我的到來。” 當天晚上，李斯求見秦始皇：“陛下要委韓非以重任？” “朕早說過，寡人若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悔矣！” 李斯陰險地一笑：“陛下欲並諸侯，韓國不在其中乎？” “哪有這一說！” 李斯匐伏在台階下，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陛下別忘了，韓非為韓公子，是有家國之人。最終，他的心是向著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這點道理，聖明的大王呀，你要做出睿斷啊！”秦始皇一皺眉頭，然後揮手，示意退下。李斯走下丹墀，心裡盤算，明年的這一天，該是他老同學的祭日了。雅貴出身的韓非，想不到李斯端給他的，不是羊肉泡饃、不是桂花稠酒，而是一碗鴆藥。 當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途中，在沙丘平台駕崩後。趙高一手策劃的宮廷政變中，想不到一個如此精明老道、如此能言善辯、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計高謀深的李斯，竟成處處挨打、事事被動、步步失著、節節敗退的完全無法招架的庸人。看來大魚吃小魚，小魚吃麻蝦，一物降一物，此話不假。韓非敗在李斯手中，因為他不是野心家；李斯敗在趙高手下，則是這個最大的野心家，偏巧碰上了最壞的黑社會。什麽叫黑社會？第一，絕對不按規則發牌；第二，絕對不在乎罪惡；第三，絕對無任何道德底線。一個曾經是縱橫捭闔、兼吞六國、明申韓之術、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來無不得心應手的超級政治家李斯，怎麽能事先無遠見卓識，猝不及防；事中無應變能力，倉皇失措；事後無退身之計，捉襟見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趙高、基本白癡的胡亥，玩弄於股掌之上？ 趙高對李斯說：“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鹹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終如何？”李斯一聽，立馬魂不守舍：“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李斯這句話，說明他至少還有所謂“人臣”的禁條和綱紀，盡管此人野心可怕，什麽當做，什麽不當做，還是有分際的。矯詔，豈是人臣敢為之事，他連想都不敢想的。但絕對不怕天打五雷轟的趙高，即使意大利西西裡島上的教父，也對他的黑手之狠之毒，望塵莫及。趙高看著李斯那張不以為然的臉，接連拋出五句話，如同五把鋼刀，刺在這位庫管員的心口上。“你的才能超過蒙恬？你的功勞高過蒙恬？你的謀略勝過蒙恬？你的聲望名譽好過蒙恬？你與扶蘇的私人情誼深過蒙恬？” 雖然，李斯明白，扶蘇嗣位，必重用蒙恬，他就得謝幕，他是一點戲都沒有的。但是，他覺得西出潼關，這多年來，扶搖直上，秦始皇待他不薄。“俺不過是河南上蔡的一個平頭百姓，現在成為丞相，位列諸侯，子孫顯貴，家有萬貫，這全拜始皇帝所賜，我是不會有離心的。你就別再說了，我可不願意跟著你犯錯誤！”趙高那張不長胡子的太監臉，不陰不陽地笑了兩聲：“閣下怎麽就不明白呢？就變從時，聖人之道，你我同心，鬼神不知。”接下來，面孔一板，“你要是聽我的安排，保管你吃香喝辣，榮華富貴；你要是不肯合作的話，禍及子孫，我想想都替你寒心啊！” 庫管員最擅長的本領，就是在斤兩上打算盤。這個被挾持住了的李斯，心中小九九算了好幾遍，要不與魔鬼簽約，從此一切歸零，只有共同做惡，才是唯一生路。嗚呼，他打心裡願意嗎？他不願意。可不願意的結果是什麽，他太了解這個被劁的黑社會教父，又豈能饒了他？“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這一下，李斯碰上趙高，交手不過一二回合，便潰不成軍，敗下陣來。《史記》這樣寫的：“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 趙高吃準了這個李斯，他絕不肯交出權杖。權杖是他的命，他能不要命嗎？李斯往日的殺伐果斷也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其實他擁有這個國家舉世不二的權力，卻無法反撲這個割了男根的宦官，隻好舉手投降。有什麽辦法呢？中國的士人，智商未必低，頭腦未必傻，對於形勢，對於時事，對於大局，對於前景，未必就看不清楚，問題在於權力這東西，易上癮，難丟手，而使得他們在行、止、進、退上拿不定主意。他何嘗不想急流勇退，他何嘗不想平安降落，但要他做出決斷，立刻斬斷與官場的牽連，馬上割絕與權力的紐帶，再做回早先的平頭百姓，再回到上蔡東門外，遛狗放鷹逮兔子，那真比宰了他，還要痛苦，還要難受。 其實，庫管員李斯的發跡史，與我們這個世界上所謂成功的人，走的是同一條路。第一，善於抓住機遇；第二，敢於把握機遇；第三，充分利用機遇。人的最可貴之處，就是有這一份自知之明；但是，人的最糟糕之處，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 當你的才華，已經達到極致，再也不能產生激情；當你的智慧，已經邁上頂巔，再也無法制造驚奇；當你的年齡，已經不再輝煌，再也難有當年的力氣；當你的周圍，已經新人輩出，後浪在推前浪。這時候，即使你還在功成名就之際，即使你還在眾望所歸之時，能夠及時急流勇退，能夠及時新陳代謝，才是一種思想境界達到相當層次的行為，也是一種具有睿智的人物才能做出的行為。 然而，對那些已經在權力場中廝混過來的人們來說，嘗到甜頭，得到好處，撈到實惠，分到利益，所謂“食髓知味”，便停不下腳，住不了手，輕易不肯退場。這也是我們的社會中那些看膩了的面孔，成為極其倒胃口的視覺汙染，弄得大家很敗興的原因。 因此，有自知之明者，能懂得什麽時候該行，什麽時候該止；而沒有自知之明者，或欠缺自知之明者，或一帆風順失去自知之明者，往往掌控不了自己什麽時候該進，什麽時候該退。 人的一生，全在這“行止進退”四個字上做人做事。李斯要是早想到“稅駕”的話，也許不至於被腰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