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晚清广东省一名俊彦，而在京津一带则更负盛名。
他原名福添，字仲桓，号润台，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8月30日）生。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秀才）入张之洞幕府；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举人，二十一年（1895）乙未，会试中进士（二甲第三名），那一年他三十九岁。同榜有康有为（二甲第二十七名）、胡思敬、曹汝霖等。他未参加公车上书，朝考和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馆学三年后，补户部主事。之后，到地方任职，由天津知府（1901）、保定知府（1905）、天津道（1907）、代理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1908），一路飚升到直隶布政使（1910），授头品顶戴，赠光禄大夫。民国后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获少卿，二等嘉禾章。后受袁世凯派遣，到河北遵化“续修东陵”，袁死后赋闲。一九三一年暮秋病逝广州，享年七十五岁。
凌福彭学路很长，踏入仕途却很晚（一说与辜鸿铭同为张之洞幕府幕僚），但走得顺风顺水，升迁很快，十多年便达到他官位的峰巅，与其比肩者不多。内中原因，是他传统士大夫思想和皇权观使然。他早期得慈禧心腹恭亲王信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直隶任职后，又深得袁世凯的荫护。但他也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随着政治形势变迁和年龄衰老，他也不得不在家赋闲了。
凌福彭一生经历四次婚姻。原配冯氏（番禺黄埔村人，后病故）；二夫人不详，三夫人谢氏（1873—？）；四夫人李若兰（约1878—1939），是凌叔华生母。凌福彭与四位夫人一共育有十五个子女。据有关资料透露，大女（名不详），二女凌雪山（嫁广州荔枝湾潘家）；子凌启恂、凌启松（见凌福彭墓碑，1932年3月刻立）；女凌淑英（1895—1913）、凌瑞清（1896—1913）、凌大容（1897—1913）、子凌淑桂（1898—1913）（见日本《神户新闻·姊妹四人溺毙瀑布水潭》1913年8月11日）；与李若兰育有四女：凌淑芝（约1896—？，嫁铁道部长之子）、凌淑萍（1898—？，嫁上海）、凌叔华（1900—1990，嫁留英博士陈西滢）、凌淑浩（1904—2006，嫁留美学人陈克恢），以上共十二名，其余不详。这其中佼佼者要数凌叔华和留美医学硕士凌淑浩了。
凌叔华在自传体小说《古韵·母亲的婚姻》中，给她的母亲李若兰编织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她在小说中写道，朱兰（李若兰）的家在景色秀丽的三水镇，她的祖父是个学者，诗人，应试成了一名举人。朱兰的母亲生了两个女儿，朱兰最小。有一天亲戚送来一张请帖，请朱兰和爸爸去广州参加寿宴。生日庆典过后，爸爸带朱兰与亲戚去码头看灯火，到码头后发现女儿朱兰丢了，在亲戚帮助下连找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回到家就病了，一年后死于心脏病。
朱兰被一个坏女人拐走，不久卖给了富商潘家。潘少奶奶几年前死了丈夫，潘老先生把家业交给这位儿媳打理，潘老先生知道儿媳喜欢孩子，见四岁的朱兰长得好看而且聪明，于是便收作养女并送私墪读书。第二年朱兰生母找到潘家，潘少奶奶十分同情生母，决定让朱兰自己拿主意，最后朱兰选择留下，生母随时可以来看望。
朱兰十六岁时，媒人踏破门槛。一天早上潘老先生告诉儿媳，晚上有贵宾到家吃饭并题写匾额。贵人是京城要员，京考中试被恭亲王选用，将来肯定官运亨通，且是潘少奶奶父亲的学生。饭后这位要员欣赏潘老先生的书画时见到了朱兰，对她颇有好感。几天后要员差人送来婚帖，潘少奶奶征求朱兰意见，朱兰说欣赏要员的字，并不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又过了一天，说恭亲王发来电报，催“贵宾”丁先生速离穗返京，得赶快定亲。三天后朱兰便随丁先生上了回京的路。到京后她才知道，丁先生已有三位太太，无奈之下她希望生个儿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结果却是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无疑这个故事是小说家言，演绎颇为生动、传奇和感人，但也给真实生活蒙上了一层面纱。故事不排除有真实的成分，但凌叔华为尊者讳和抬高自我的因素不能忽视。我们无须为之多怪，评头论足，文学允许虚构，与纪实作品不能等量齐观。
比较起来，妹妹凌淑浩，在九十八岁时与她女儿陈美芳的丈夫（美籍加拿大人）讲的话，倒是接近她母亲李若兰的真实情况。内容大致如下：
她母亲年轻时曾经在画舫上卖唱，那些船雕刻得十分精美。她父亲上了船，指着最漂亮的姑娘说：“我要娶她。”李若兰跟着他走了。
凌淑浩的话，说的直接、通透，完全颠覆了叔华的隐讳之词。此时的凌淑浩已无少年的虚荣和自尊，世事洞明的她，无须再作什么掩饰。且凌淑浩性格率真，那段话很符合她的性情。
那次回乡未待多久，随着清政府与多国议和、签约和赔款，李若兰也带着襁褓中的叔华回到北京。但北京的家被糟踏的一片狼藉，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失。